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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端午節》:啓蒙者的世俗化轉向
來源:《文學評論》 | 董炳月  2021年01月04日08:54

原標題:啓蒙者的世俗化轉向——魯迅《端午節》索隱

內容提要 魯迅1922年6月懷着自覺的“諷刺小説”文體意識創作了短篇小説《端午節》,其“諷刺小説”文體觀是通過講授中國小説史、研讀《儒林外史》建立起來的。《端午節》對人與金錢之關係的表現,是基於當時魯迅本人的貧困生活體驗。1926年7月,魯迅在雜文《記“發薪”》中講述了同樣的體驗並重提《端午節》。《端午節》與《記“發薪”》是關聯性文本,在這二者之間,1923年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中闡述了其“經濟權”思想。在《端午節》中,魯迅還就國民性、白話詩等問題與胡適進行了對話。創作《端午節》意味着魯迅對世俗生活的關注,這關注成為其接受階級論的前提之一。

關鍵詞 諷刺小説;錢玄同;胡適;經濟權;世俗化轉向

魯迅1925年7月12日寫給錢玄同的信,在信的開頭就開玩笑

引言:節日與魯迅的時間感覺

節日在魯迅的小説敍事中承擔着重要功能。《頭髮的故事》(1920年)、《端午節》(1922年)、《祝福》(1924年)諸篇皆如此。這三篇小説所述故事的時間背景分別是雙十節、端午節、春節,作品的意涵通過故事與節日的“張力”得以凸顯。《頭髮的故事》的主體是前輩先生N在雙十節這一天就頭髮問題對“我”所發的議論(實質是魯迅的自我對話),批評了國民們國家意識的薄弱,表達了對歷史、國家、個人命運的特殊理解。《端午節》展現方玄綽的“卑屈”生活——過節卻陷入經濟與精神的雙重困境。《祝福》講述祥林嫂在眾人“祝福”(過年)時悲慘的死與半生的不幸。在《祝福》中,“祝福”在“故事”(祥林嫂的悲劇)與“敍事”(“我”的講述)兩個層面均發揮功能。餘世存在考察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對節日的書寫時指出:“古典作家對傳統中國人生活是寫實的,尤其是他們引入了大量的節日,幾乎無節不成書,節日期間社會整體的狂歡和個別家庭的生離死別形成強烈的反差,由此生髮出古代小説敍事的‘樂中悲’模式。”[1]上述魯迅小説中存在着同樣的“樂中悲”模式。餘世存批評中國現當代作家缺乏對節日等傳統文化的自覺性,而視魯迅為“少數例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知識人多如作家一樣,把時間數字化、西方化了,大部分人已經跟傳統中國文化隔膜,自然也跟現實隔膜。當然有少數例外,比如魯迅作品裏就有過大量的悼亡,有過對節日的觀察。他的名篇《孔乙己》裏就有傳統節日的元素:‘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説,“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説“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説,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2]這種論述頗有啓發性。《孔乙己》結尾處的這段話,完整地體現了魯迅對時間和季節的感覺。這段話涉及年關、端午、中秋三個節令,而且始於年關、終於年關,兩個年關之間是完整的“年”的時間循環。這種以節日為座標的時間感覺,是魯迅後來創作《頭髮的故事》《端午節》《祝福》等小説的文化心理基礎。《孔乙己》寫於1919年3月,後三篇寫在其後兩年半的時間裏。

節日在魯迅的小説敍事中發揮功能並形成模式,是因為魯迅自覺地將節日作為認識世界、認識人生的“時間之場”。《頭髮的故事》寫作、發表的時間差,突顯了魯迅的這種自覺性。此篇發表於1920年10月10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所述故事也是發生在10月10日。小説開頭説:“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張隔夜的日曆,向着新的那一張上看了又看的説:‘阿,十月十日,——這裏卻一點沒有記載!’”[3]查舊日曆,1920年雙十節確為星期日。但是,10月10日寫的文章不可能發表在當天的報紙上,即《頭髮的故事》開頭的時間是虛擬的。據魯迅日記,此篇寫於1920年9月末。魯迅9月29日日記中有“午後寄時事新報館文一篇”的記錄,此“文”即《頭髮的故事》。三天前即9月26日的魯迅日記為:“晴。星期,又舊曆中秋,休息。晚微雨。無事。”27日日記為:“曇。補中秋假。上午朱可銘來。晚雨。”[4]《頭髮的故事》應為這兩天所寫。魯迅是在雙十節到來之前通過想象置身雙十節、撰寫了《頭髮的故事》,特意在雙十節這一天發表。《祝福》的寫作時間是1924年2月7日,農曆甲子年正月初三,時值春節。不僅在20年代初創作小説的時候如此,之後魯迅也一直保持着對節日的敏感,並且在雜文中闡發節日的意義。創作《祝福》約兩年後的1926年2月5日,魯迅寫了雜文《送灶日漫筆》,通過“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諷刺中國式的“瞞和騙”[5]。這一天正是乙丑年臘月二十三,即送灶日。此文和《祝福》一樣,也是從“遠遠近近的爆竹聲”寫起。1933年5月初所作《“多難之月”》諷刺當局對民眾的壓制,且感慨曰:“時勢也真改變得飛快,古之佳節,後來自不免化為難關。”[6]在1934年2月15日所作《過年》一文中,魯迅通過過年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與階級立場,曰:“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文章最後説:“我不過舊曆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7]這裏,魯迅為了強化與國民黨當局的對立姿態(當局禁止市民燃放爆竹),甚至虛構自己的“過年史”——魯迅本人並非“不過舊曆年已經二十三年”。

魯迅有多篇講述“節日故事”的小説,而本文討論的是《端午節》。在魯迅小説中,《端午節》並非上品,結構、語言、人物塑造均有不足。雜文元素的介入,虛構與紀實的並存,所指與能指的錯位,妨礙了作品美學風格的統一。小説名為“端午節”,但所述故事止於五月初四晚上,改題為“端午節前”更恰當。由於種種原因,如研究者所説,“這篇小説很少被談論,在目前許多現代文學史中幾乎是被遺忘的”[8]。不僅如此。1935年李長之甚至斥之為“沉悶又平庸”[9]。不過,《端午節》自有其特殊性。這篇小説創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期,包含着魯迅的自我認識與反省、魯迅與同時代人的對話,涉及魯迅小説創作史、思想發展史上的某些大問題。其創作心理的隱祕、複雜,在魯迅小説中可謂屈指可數。

一 “諷刺小説”的文體

《端午節》寫於1922年6月,此時魯迅已建立了“諷刺小説”文體觀。1921年的《阿Q正傳》是為《晨報副刊》“開心話”欄目而寫,自然包含滑稽、諷刺的成分,但那種諷刺與文體意義上的“諷刺小説”不同。魯迅的“諷刺小説”文體觀,是通過對《儒林外史》的闡述建立起來的,具有內在規定性。從1920年8月開始,魯迅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兼課,因講授中國小説史而研讀《儒林外史》,給予高度評價且名之曰“諷刺小説”。“諷刺小説”的觀念與《儒林外史》這部作品均影響到《端午節》的創作,《端午節》因此成為《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説”。孫伏園、周作人對《端午節》主人公姓名的解釋是梳理這種影響關係的線索,而一旦將《端午節》放在這種影響關係之中來解讀,更多、更大的問題便浮現出來。

《端午節》主人公方玄綽,是一位“在北京首善學校”“兼做教員”的下級官員。“綽”字有“chāo”“chuò”二音,此處念“chuò”。在《端午節》的文脈中,該“綽”字意思是“闊綽”(或“綽號”)。魯迅寫《端午節》的時候任教育部僉事,且在北京大學兼課,就身份的一致性而言方玄綽是其自況。那麼,魯迅為何給小説主人公取名“方玄綽”?答案在錢玄同與《儒林外史》。對此,孫伏園和周作人各有解釋。

孫伏園被魯迅作為方玄綽的“一個學生”寫進了《端午節》,他在《〈端午節〉》一文中解釋“方玄綽”之名的由來,説:

《儒林外史》上有一段宴會的場面,席間有“鳳四老爹”和方氏弟兄(方五先生和方六先生)等人。席上的情節這裏不詳説了。

民國十年左右北平的某一次宴會,與《儒林外史》的一次宴會頗有相似處,主要的是也有“鳳四老爹”這一角。席間有周氏兄弟二人,錢玄同先生照例很敏捷的説“那麼你們二位便是方五先生和方六先生了!”

“方玄綽”的意思便是:“方”五先生者,是錢“玄”同先生給他們所起的“綽”號。那麼,“方玄綽”不是魯迅先生自己是誰呢?[10]

周作人的解釋是:

我們先看主人公的姓名,名字沒有什麼意義,姓則大概有所根據的。民六以後,劉半農因響應文學革命,被招到北京大學來教書,那時他所往來的大抵就是與《新青年》有關係的這些人,他也常到紹興縣館裏來。他住在東城,自然和沈尹默、錢玄同、馬幼漁諸人見面的機會很多,便時常對他們説起什麼時候來會館看見豫才,或是聽見他説什麼話。他們就挖苦他説是像《儒林外史》裏那成老爹,老是説那一天到方家去會到方老五,後來因此一轉便把方老五當作魯迅的別名,一個時期裏在那幾位口頭筆下(信札),這個名稱是用得頗多的。[11]

孫伏園、周作人是説:方玄綽乃魯迅自況,“方玄綽”之名源於《儒林外史》中的方五先生(或方老五),乃錢玄同等人所命名。

不過,二人的説法差異明顯——孫伏園所述典故具體,所涉人物為鳳四老爹;周作人所述典故欠具體,所涉人物為成老爹。孰真孰假無法(也無須)鑑別。也許當時《新青年》同人們多用《儒林外史》中的人物關係比喻圈內人際關係,兩種説法都有根據。而結合《儒林外史》的相關章節來看,二人的敍述都不準確。在《儒林外史》中,鳳四老爹出現在第49回《翰林高談龍虎榜,中書冒占鳳凰池》的後半部分,他武功高強,機智幽默,至第52回《比武藝公子傷身,毀廳堂英雄討債》結尾處退場。此間並無孫伏園所説方五先生或方六先生出場(這兩個人物也許是錢玄同虛構的)。成老爹出現在第46回《三山門賢人餞別,五河縣勢利薰心》的後半部分,在第47回《虞秀才重修玄武閣,方鹽商大鬧節孝祠》中因吹牛撒謊,被虞華軒設計捉弄。“方六房”指方老六方杓,是開典當行的富豪,並非周作人所説的“方老五”。換言之,兩種解釋均不符合《儒林外史》的實際。

畢竟,孫、周的回憶與解釋在證明“方玄綽”之名與錢玄同、與《儒林外史》有關係這一點上是相同的。至於這種“關係”的真相,因魯迅本人未做説明,只應結合魯迅與錢玄同、與《儒林外史》的關係,回到《端午節》中去分析。

魯迅與錢玄同相識於留日時期,1912、1913年相繼到北京之後繼續交往,同屬新文化陣營。1920年8月開始,魯迅在錢玄同任職的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兼課,交往更密。1921年前後,魯迅因講授中國小説史與錢玄同在《儒林外史》上發生交集,對於魯迅來説,《儒林外史》與錢玄同是有相關性的問題。1920年,上海亞東書局出版汪原放標點的《儒林外史》,錢玄同受胡適之託寫序。該標點本《儒林外史》及錢玄同序文,均為魯迅講授中國小説史的參考資料。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的《清之諷刺小説》一章中,介紹吳敬梓著述的時候加註説“(詳見新標點本《儒林外史》卷首)”,討論“制藝”(八股文)與“舉業”時引用了錢玄同《〈儒林外史〉新敍》引用過的《儒林外史》中的一段(第13回中馬二先生的言論),闡述《儒林外史》第48回呈現的良心與禮教之衝突時,在括號中説明“(詳見本書錢玄同序)”[12]。對於《儒林外史》,魯迅關注的問題之一是吳敬梓對人物姓名的設計。他引用了《儒林外史》第13回馬二先生的“舉業論”之後,指出:“《儒林外史》所傳人物,大都實有其人,而以象形諧聲或廋詞隱語寓其姓名,若參以雍乾間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詳見本書上元金和跋)。此馬二先生字純上,處州人,實則全椒馮粹中,為著者摯友。”[13]這裏,魯迅將吳敬梓的命名法歸納為“象形諧聲”與“廋詞隱語”兩種,並指出“馬二”是“馮”字“象形”(二馬)之後的字序顛倒。魯迅本人也樂於給人取綽號,在小説創作之中,則自覺地將小説人物的姓名符號化,使其具有文化與修辭的成分[14]。

綜合多方面的因素來看,魯迅寫《端午節》的時候,是借鑑《儒林外史》的命名法,將“方”姓與“錢玄同”之名結合,演繹為“方玄綽”,作為小説主人公的名字,以表達特定含義並向錢玄同“復仇”。就是説,“方玄綽”之名並非如孫伏園所説意味着魯迅接受了“錢‘玄’同先生給他們所起的‘綽’號”,相反,是魯迅調侃性地演繹了錢玄同的姓名。在五四時期的文化名流中,錢玄同以名號繁多著稱。他把自己的文化觀念、思想方法乃至國家認同都融入了不同的名號[15]。對此,魯迅當然十分熟悉。魯迅書信、作品中,對錢玄同姓名的調侃亦非個例。在《吶喊·自序》中錢玄同是“金心異”(借用林紓的命名),1932年魯迅編《兩地書》的時候,在致許廣平的編號“一二六”則信中將“錢玄同”改為“金立因”。“金”字來自“金錢”二字的互換,屬於“廋詞隱語”,“立因”的字形則與“玄同”接近,屬於“象形諧聲”的“象形”。

“方玄綽”的“方”來自《儒林外史》,與錢玄同的關係則可以通過其含義作進一步確認。理解這種含義須進入《端午節》的文本,把握《端午節》中的“金錢”問題。

《端午節》的出場人物有兩個——方玄綽與方太太。“方太太”是敍述者給予方妻的稱謂,對於方玄綽來説妻子並無稱謂,只是説話時的一個“喂”字。小説中方太太的出場就是由這個“喂”引導的——晚餐前,方玄綽看着餐桌上的菜,不滿地問:“喂,怎麼只有兩盤?”接下來小説的敍述是:

他們是沒有受過新教育的,太太並無學名或雅號,所以也就沒有什麼稱呼了,照老例雖然也可以叫“太太”,但他又不願意太守舊,於是就發明了一個“喂”字。太太對他卻連“喂”字也沒有,只是臉向着他説話,依據習慣法,他就知道這話是對他而發的。[16]

由此可見,名號問題是《端午節》的敍事焦點之一,魯迅自覺地通過稱謂展示小説人物的價值觀、心態乃至相互關係。這個“喂”字傳達出了方玄綽的男性中心意識。《端午節》中另一個更重要的人名是“金永生”。金永生其人並未出場,是方玄綽與“喂”談錢的時候提及的:“向不相干的親戚朋友去借錢,實在是一件煩難事。我午後硬着頭皮去尋金永生,談了一會,他先恭維我不去索薪,不肯親領,非常之清高,一個人正應該這樣做;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裏塞了一大把鹽似的,凡有臉上可以打皺的地方都打起皺來,説房租怎樣的收不起,買賣怎樣的賠本,在同事面前親身領款,也不算什麼的,即刻將我支使出來了。”這段“旁知觀點”的敍述(即通過小説人物之口敍述另一小説人物的故事)告訴讀者:金永生是財主,出租房屋且做買賣。唯其是財主,故稱“金永生”。“金永生”之名是寓意性的。因此,向“金永生”借錢的“方玄綽”即相應地具有寓意性,須與“金永生”一樣置於金錢、財富的脈絡之中來解釋——“方”即“孔方兄”(錢)的“方”,“綽”即“闊綽”“綽綽有餘”的“綽”。名曰“方玄綽”而出門借債,是為“玄”(靠不住)。這樣,“方玄綽”的“方玄”二字即與“錢玄同”的“錢玄”二字相通,“綽”字也並非如孫伏園所説是“綽號”的“綽”。姓名與身份、與經濟狀況的關係,表明“方玄綽”之名不僅與“錢玄同”有關,而且具有符號性和諷刺性。對於魯迅來説,這種諷刺性是《儒林外史》式的。

小説人物的命名方式與姓名本身體現的諷刺性,只是《端午節》與《儒林外史》的共通點之一。更重要的是,《端午節》的基本立場、敍述方式、對主人公身份的呈現都是《儒林外史》式的。討論這些問題,要回到《中國小説史略》的《清之諷刺小説》一章。該章題為“清之諷刺小説”,實際是專論《儒林外史》。對於魯迅來説,“諷刺小説”即“《儒林外史》式的小説”。在魯迅的論述中,“諷刺小説”是具有系統性內涵的文體概念。

《清之諷刺小説》一章從“寓譏彈於稗史”的晉唐、明代作品談起,批評其“詞意淺露,已同嫚罵,所謂‘婉曲’,實非所知”,接着説:“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説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17]。這段話中的文學史視角與對《儒林外史》的定位,意味着“諷刺之書”(“諷刺小説”)是一種高層次文體。幾乎是與《中國小説史略》(1923—1924年)同時,魯迅在《中國小説的歷史的變遷》中論述清代小説流派的時候,又論及《儒林外史》,説:“諷刺小説是貴在旨微而語婉的,假如過甚其辭,就失了文藝上底價值,而它的末流都沒有顧到這一點,所以諷刺小説從《儒林外史》而後,就可以謂之絕響。”[18]可見,在魯迅心目中,《儒林外史》作為“諷刺小説”不僅是“空前”的而且是“絕後”的。那麼,《儒林外史》何以“足稱諷刺之書”?上引魯迅的論述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秉持公心,指擿時弊”,這是基本立場問題;二是“機鋒所向,尤在士林”,這是描寫對象問題;三是“慼而能諧,婉而多諷”,這是筆法、表現形式問題。三者之中魯迅尤重第三者即筆法、表現形式,因此他批評《儒林外史》之前的作品“詞意淺露,已同嫚罵,所謂‘婉曲’,實非所知”。因為同樣的原因,他引錄《儒林外史》第4回對范進居喪期間吃蝦丸子的描寫,盛讚曰:“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詞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19]將這種作品論作為文體論來閲讀,《儒林外史》的三項內容即為“諷刺小説”的三個標準。以此衡量《端午節》,《端午節》即成為“諷刺小説”的範本。它對“差不多”現象、欠薪等社會問題的揭露是出於公心;其主人公方玄綽在大學執教、寫文章、念新詩,屬於“士林”中人;對方玄綽之懦弱、虛榮的展示也是“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方玄綽揣測了店家急於收賬的心理而令小廝去賒蓮花白,自己曾想買彩票而妻子提議買彩票時卻斥為“無教育的”,——此類寫法是標準的“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魯迅在《清之諷刺小説》中概括馬二先生言行時所謂的“迂儒之本色”一語,用於方玄綽亦恰當。

上述多方面的一致,意味着魯迅是自覺地將《端午節》寫成《儒林外史》式“諷刺小説”的。明白這一點,才能理解《端午節》在敍述方玄綽身份時出現的重點偏移與邏輯漏洞。方玄綽出場的時候是“在北京首善學校的講堂上”闡述其“差不多説”,即他是作為大學教師出場的。小説後半部分又寫到他出版白話詩集,給報館寫稿,念《嘗試集》,儼然“知識分子”。實際上方玄綽的本業是做官,大學教職不過是兼職。因此,小説第五節中“因為方玄綽就是兼做官僚的”這種敍述喧賓奪主,不合邏輯。在當時的社會體制下,官員可以兼職做教員,而教員難以到衙門兼職做官。魯迅本人就是為官兼做教員的。魯迅為何這樣敍述?結合其《儒林外史》論與“諷刺小説”觀念來看,應當説這樣敍述是為了讓方玄綽成為“士林”中人,是為了把《端午節》寫成“現代版《儒林外史》”。

在1922年6月,《儒林外史》對魯迅小説創作的影響並不限於《端午節》,而且影響到《白光》。《白光》重新闡釋了《儒林外史》的科舉主題,同時旁證了《端午節》與《儒林外史》的關係。魯迅寫畢《阿Q正傳》是在1921年12月,此後約半年間他沒有寫小説。到了1922年6月,一個月之內即寫了《端午節》《白光》兩篇。《白光》與《儒林外史》的相通在於主題。魯迅在《清之諷刺小説》一章中強調《儒林外史》“攻難制藝及以制藝出身者亦甚烈”,並引錄了《儒林外史》第13回中馬二先生關於“舉業”的言論。而《白光》正是展現科舉制度對士人的戕害。《白光》與《儒林外史》第3回《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兇鬧捷報》所述故事的內在結構完全相同——“發榜+發瘋”,不同只在於故事——《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了”之後高興過度而發狂,《白光》中的陳士成落榜之後悲傷過度而發狂。陳士成姓名中的“士”應理解為魯迅論述《儒林外史》時所謂“士林”的“士”,名曰“士成”而一無所成,有諷刺之意。這正是《儒林外史》與《端午節》的命名法。

在魯迅的小説創作史上,《端午節》作為“《儒林外史》式諷刺小説”是個新起點。寫《端午節》同月魯迅寫了《白光》,其後三年間又寫了《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孤獨者》等篇,這些以新舊“士人”為主人公的小説構成了“現代版《儒林外史》”系列。對於魯迅來説,“諷刺小説”不僅是文體問題,而且還是價值觀問題。

二 貧困與經濟權思想

《端午節》的主題之一是人與金錢的關係。這種關係引導着故事的發展,決定着故事的結構。按常規,節日到來之際衙門和學校會發薪水,方玄綽可以自豪地拿着鈔票回家。“照舊例,近年是每逢節根或年關的前一天,他一定須在夜裏的十二點鐘才回家,一面走,一面掏着懷中,一面大聲的叫道,‘喂,領來了!’於是遞給伊一疊簇新的中交票,臉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但是,今年情況不同。端午將至,卻領不到薪水,債主臨門,方玄綽陷入困境。經濟與精神的雙重困境,體現在家庭、職場、社會三個層面。在家中他失去了妻子的敬畏。“到了陰曆五月初四的午前,他一回來,伊便將一疊賬單塞在他的鼻子跟前,這也是往常所沒有的。”妻子向他要錢、發牢騷的時候甚至不正眼看他。在職場(方玄綽的“職場”由衙門和學校兩處構成),“手握經濟之權的人物”或者擺出一副閻王臉、將下屬當奴才看,或者説“教員一手挾書包一手要錢不高尚”。社會上,商店的夥計不再尊重他,金永生不借錢給他,孩子讀書的學校屢次催交學費,等等。《端午節》就是這樣全方位、多層面地展現了金錢對人的壓迫。困境中的方玄綽發出哀嘆:“我錢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這樣無限量的卑屈……”

“無限量的卑屈”屬於方玄綽,也屬於魯迅。考察魯迅當時的生活狀況可知,他是基於自己的貧困生活與“端午節體驗”創作了《端午節》,並塑造了卑屈者方玄綽的形象。關於《端午節》的創作動因,先行研究或從魯迅與愛羅先珂《知識階級的使命》的對話關係來解釋,或從魯迅翻譯森鷗外《遊戲》時受到的啓示解釋[20]。這些解釋有助於揭示《端午節》的多元性、複雜性,但脱離了魯迅的主體生存狀態,因此難以從根本上闡釋《端午節》的創作動因及其相關思想問題。

1922年6月創作《端午節》的時候,魯迅已經和家人入住八道灣兩年半。1919年12月遷居北京、入住八道灣是周家的大事。1920年(庚申)春節是周家進京後的第一個春節,魯迅2月19日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錄:“舊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飲酒,放花爆。”[21]可見,“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紹興周家在北京迎來中興。美中不足的是,魯迅的生活由此陷入了困頓,甚至要舉債度日[22]。王錫榮專著《日記的魯迅》中有《舉債生活》一章,系統考察了魯迅日記中的債務記錄。魯迅迫於貧困,從1920年8月開始去八所大學、中學兼課,甚至借過高利貸[23]。這裏要強調的是:1922年,經濟壓力改變了魯迅歷年的端午節生活方式。

魯迅1912年5月5日隨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進京,至1922年6月在北京過了十一個端午節。端午節是當時的法定假日,歷年的魯迅日記都有記錄。綜合起來看,魯迅端午節的生活有三方面的內容:休息、讀書、會友。此日來往最多的是摯友許壽裳,1912、1914、1915、1916四年的端午節均與許聚餐,或收到許贈送的菜餚。1914年端午節(西曆5月29日)的日記中記有:“午季市貽烹騖、鹽魚各一器。下午許季市來,贈以《紹興教育會月刊》第八期一冊。”[24]此時魯迅住在紹興會館,許壽裳贈以美味的午餐(應當是遣人送來的),下午又來訪。魯迅1912至1921年的十篇端午節日記中,1915年的(西曆6月17日)最長、最詳細:

十七日 晴。舊端午,夏假。上午得二弟所寄桃花紙百枚,十二日付郵,許季上託買。寄二弟信並與二弟婦箋(四十一)。下午許季市來,並持來章師書一幅,自所寫與;又《齊物論釋》一冊,是新刻本,龔未生贈也;又烹騖一器,乃令人持來者。夜雨。[25]

這種端午節生活可謂從容、優雅、温馨。但是,1922年的端午節變了。魯迅1922年日記遺失,現存許壽裳手抄的魯迅1922年日記片段中5月部分僅22日、25日兩天,未涉端午節(31日),因此魯迅本年端午節的生活只能通過第二手資料來了解。馬蹄疾綜合多方資料,將魯迅此日的日記復原為:“三十一日,晴。舊曆端午。午後往高師講。伏園來。”[26]此日為週三,據1921年秋魯迅日記,魯迅每週三下午確實要去高師上課。高師課程表是1921—1922年度的,含1922年端午節。周作人當天的日記為:“三十一日,晴。上午幼漁來。下午得燕大博君函,伏園、仲宸、小峯來。舊端午。”[27]無家宴記錄亦未涉魯迅,可見魯迅當日確實出門講課去了。

1922年端午節,魯迅終於失去歷年端午節的清閒,出門講課。顯然是基於這種新鮮體驗,他創作《端午節》,以表現金錢對人的壓迫,確認自己的“卑屈”生活。換言之,《端午節》首先是魯迅個人貧困生活的產物。無獨有偶,同月創作的《白光》同樣表現了人與金錢的關係,對人的金錢欲有更充分的描寫。陳士成得知自己落榜,回到家裏因絕望而發狂,恍惚中想起幼年時祖母告訴他祖宗埋銀子於老宅下,想起那個隱藏藏寶處線索的謎語——“左彎右彎,前走後走,量金量銀不論鬥”,於是“白光如一柄白團扇,搖搖擺擺的閃在他房裏了”[28]。“白光”即銀錢之光,引導陳士成掘寶、夜間走到城外落水而死。就是説,1922年6月,魯迅用《端午節》和《白光》兩篇小説表現了新舊知識分子(士人)與金錢的關係。意味深長的是,如同方玄綽是魯迅的自況,陳士成身上同樣打着魯迅印記。陳士成落水而死、變為浮屍之後,小説的描寫是:“那是一個男屍,五十多歲,‘身中面白無鬚’,渾身也沒有什麼衣褲。”這裏的“身中面白無鬚”一語加了引號。為何加引號?魯迅可能是想告訴讀者此語來自縣委員的驗屍公告,但是,此語恰恰是20年前礦路學堂畢業證對魯迅外貌的描述。1902年1月(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魯迅從礦路學堂畢業,畢業證上就寫着“學生周樹人現年十九歲身中面白無鬚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人”[29]。這句話包含姓名、年齡、外貌、籍貫四項內容,外貌描述則含身高、臉色、面部特徵三個方面,這種描述應當是發揮後來證件上的照片功能,以防冒名頂替。魯迅畢業證上的“身中面白無鬚”一語,在畢業20年後被魯迅用以描述《白光》中陳士成的形象。這樣,陳士成與“白光”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魯迅與“白光”的關係。

不僅是《端午節》《白光》,實際上,“錢”以多種形式或隱或現地普遍存在於《吶喊》《彷徨》的多篇小説之中。《孔乙己》《藥》《明天》《阿Q正傳》《祝福》《幸福的家庭》諸篇的主人公均為窮人(缺錢)。魯迅對金錢的描寫別緻、充滿生活實感。孔乙己買酒的時候“排出九文大錢”,一個“排”字傳達出讀書人的矜持、迂腐,也傳達出每個大錢的沉重。華老栓凌晨出門買人血饅頭,接過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才掏出來的一包洋錢,“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掏”“抖”“按”傳達出窮人對錢的珍惜——珍惜到近於恐懼。阿Q“中興”之後回到未莊,財大氣粗——“天色將黑,他睡眼朦朧的在酒店門前出現了,他走近櫃枱,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在櫃上一扔説,‘現錢!打酒來!’穿的是新夾襖,看去腰間還掛着一個大搭連,沉鈿鈿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線”[30]。這裏,錢是阿Q內在的心理支撐,並且是未莊人眼中外在的景象,錢的重量被從內與外兩種視角確認。在《孔乙己》和《祝福》中,錢的數額髮揮着潛在的敍事功能。《孔乙己》最後寫到孔乙己欠酒店十九個錢,“十九個錢”如何解釋?餘世存認為:“從節日的角度來看魯迅的這一段話,可以説是一則寓言,即知識人還欠我中國人‘十九個錢’。或者有人問十九意味着什麼,熟悉莊子的人,熟悉中國文化的人一定明白,十九是一個時間尺度。”[31]這種解釋豐富了《孔乙己》的文化內涵,但與小説的寫實手法有距離。“十九個錢”應當放在《孔乙己》的“價格體系”中來解釋。小説開頭寫到酒是四文錢一碗,鹽煮筍或茴香豆一文錢一碟。孔乙己出場時要兩碗酒、一碟茴香豆,所以“排出九文大錢”。最後一次來酒店只喝了一碗酒,所以“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因此,“十九個錢”應當解釋為:正常生活狀態下的孔乙己來過兩次,每次兩碗酒、一碟茴香豆,計十八文錢。多出的一文錢是一碟茴香豆的價格,可以理解為兩次中的某一次孔乙己來喝酒的時候買茴香豆給孩子們吃了。這樣一來,小説的結尾即與中間部分孩子們吃茴香豆的情節發生關聯、形成呼應。《祝福》尤其如此。在魯四老爺家幫工的祥林嫂被婆家劫走的時候,“清算了工錢,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為何是一千七百五十文?祥林嫂的工錢是每月五百文,一千七百五十文是三個半月的工錢,這與祥林嫂做傭人的時間(“冬初”至“新年才過”的“此後大約十幾天”)相吻合。捐門檻的“大錢十二千”是祥林嫂整整兩年的工錢,存夠十二千大錢的時間,正是“有一年的秋季”祥林嫂第二次來魯鎮至幫工第三年的冬至之前。錢的數額中隱藏着相應的時間,表明魯迅在《祝福》中寫及錢的時候認真計算過。

以人與金錢的關係為重要內容的《端午節》與《白光》處於上述作品的系列之中。不同只在於,這兩篇更多包含着魯迅本人的貧困體驗。

《端午節》寫畢,而魯迅的貧困和卑屈並未結束。四年之後的1926年7月,他再次撰文講述發薪與貧困,文章即《記“發薪”》。此文是“記敍文+議論文”的體裁,魯迅在文中講述“親領”欠薪的過程,自嘲曰“精神上的財主”“物質上的窮人”。重要的是,此文與《端午節》直接相關。魯迅在文中説:“‘親領’問題的歷史,是起源頗古的,中華民國十一年,就因此引起過方玄綽的牢騷,我便將這寫了一篇《端午節》。”[32]文章後半部分有這樣一段:“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裏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這裏再次寫到端午節(1926年的),而且端午節依然與薪水聯繫在一起。魯迅在《記“發薪”》前半部分還説:“我曾經説過,中華民國的官,都是平民出身,並非特別種族。”“一切脾氣,卻與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經手銀錢的時候,也還是照例有一點藉此威風一下的嗜好。”這是重述《端午節》開頭的“差不多”説,這裏的“我”也就是方玄綽。

《記“發薪”》是《端午節》的對應性文本,二者主題相同、結構相似。將二者並讀,才能理解魯迅的貧困,魯迅從經濟出發對社會、人生問題的思考。二文的寫作時間相隔四年多——1922年6月至1926年7月,正是在此間,魯迅闡述了其“經濟權”思想。1923年12月26日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的講演《娜拉走後怎樣》裏説:“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説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33]在此文中,經濟權是女性解放、人的解放的前提條件。這種經濟權思想之中,無疑存在着魯迅本人的貧困體驗。在此意義上,《娜拉走後怎樣》同為《端午節》的延伸文本。

實際上,生活中的魯迅長期保持着對金錢的敏感並思考相關問題。魯迅日記多有金錢往來的記錄,而且經常把錢寫作“泉”。“泉”為錢幣的古稱,意為金錢像泉水一樣流動,但也應包含着泉水一樣“源源不斷”的祈願。魯迅編寫過《泉志》,考察中國曆代錢幣的種類、形狀、幣值等問題[34]。這種金錢觀念的形成,無疑是基於其少年時代的貧困生活體驗,且應與其祖父《恆訓》中“持家”的教誨有關——《恆訓》“有積蓄”一節曰:“賺錢固難,積錢更難。如有錢亂用,一朝失業,飢寒隨之,不可不慮”[35]。魯迅的異於常人之處,在於從金錢、貧困引申出普遍性的思想問題。甚至《燈下漫筆》(1925年)對於中國人“奴隸”身份的發現,也是基於他本人用中交票兑換銀元的體驗。

1907年,青年周樹人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主張。25年之後,《娜拉走後怎樣》則把“物質”(錢與經濟)放在首位,並將“物質”與“人類”相聯繫,這是顛覆性的轉換。轉換的思想基礎之中存在着魯迅本人的貧困體驗。當貧困成為思想的起點,“物質”便從思想中浮現出來。這轉換也是魯迅晚年接受階級論的思想基礎。甚至應當説,體驗貧困、關注底層的魯迅從來都是樸素的階級論者。

三 與胡適的對話

胡適在《端午節》中佔有重要位置。《端午節》是從“方玄綽近來愛説‘差不多’這一句話”寫起,第三節開頭則説“他將這‘差不多説’最初公表的時候是在北京首善學校的講堂上”。研究者已經指出,“這‘差不多説’應是魯迅從胡適著名的《差不多先生傳》挪用來的”[36]。在《端午節》後半部分,《嘗試集》登場­­並出現四次,而且小説結束於《嘗試集》——斥責了“無教育的”妻子之後,“方玄綽也沒有説完話,將腰一伸,咿咿嗚嗚的就唸《嘗試集》。”《端午節》始於胡適、終於胡適,胡適是《端午節》中結構性的存在。

意識到胡適的重要性之後重讀《端午節》,會看到方玄綽的二重面影——是魯迅,也是胡適。

《端午節》問世之後,方玄綽常常被看作魯迅的自況。收錄了《端午節》的小説集《吶喊》出版不久,創造社的成仿吾在《〈吶喊〉的評論》中就説:“我讀了這篇《端午節》,才覺得我們的作者已再向我們歸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無論如何,我們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與我們接近了。”[37]成仿吾此文將《吶喊》所收作品區分為“再現的”與“表現的”兩類,否定了《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再現的”作品,而將《端午節》作為魯迅“表現自我”的作品來肯定。既然是“表現自我”,那麼主人公方玄綽就成了魯迅的“自我”。孫伏園斷言“《端午節》是魯迅先生的自傳作品,幾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作者自己的材料”[38],並且舉出魯迅愛喝蓮花白(一種酒)等多種證據。周作人從思想與身份的一致性強調方玄綽的魯迅自況性質[39]。這些看法都有根據。前文所論貧困生活狀態的一致亦為根據之一。

不過,結合《端午節》的具體描寫來審視方玄綽,胡適的身影便浮現出來。胡適1919年在《新生活》週刊發表《差不多先生傳》時正任北京大學教授,因此,《端午節》前四節中在北京首善學校的講堂上發表“差不多説”的方玄綽完全應當看作是胡適的化身。事實上發表“差不多説”者乃胡適而非魯迅。方太太出場時,小説又介紹道:“他們是沒有受過新教育的,太太並無學名或雅號”。結合魯迅本人的夫妻關係來看,所謂“沒有受過新教育”“並無學名或雅號”適合魯迅原配夫人朱安。但是,結合胡適的夫妻關係來看,此語同樣適合胡適原配夫人江冬秀。在小説上下文中,“他們”是指方玄綽與方太太,但這種表述不合邏輯。做官且在大學兼課的方玄綽應當受過新式教育,“差不多説”的提出也顯示了其教育程度。所以,用這個“他們”指稱朱安與江冬秀二人才恰當。更重要的是,在《端午節》後半部分,作為白話詩人的方玄綽與胡適更相似。且看小説的具體描寫——方玄綽躺到牀上準備讀《嘗試集》的時候,太太對他哭窮,讓他寫稿賺錢。夫婦二人的對話中有這樣兩句:

“你不是給上海的書鋪子做過文章麼?”

“上海的書鋪子?買稿要一個一個的算字,空格不算數。你看我做在那裏的白話詩去,空白有多少,怕只值三百大錢一本罷。收版權税又半年六月沒消息,‘遠水救不得近火’,誰耐煩。”

對話表明方玄綽是白話詩人、出版過詩集。將白話詩人方玄綽看作魯迅自況也有根據。《狂人日記》發表於1918年5月《新青年》雜誌第4卷第5號,在同一期《新青年》上,魯迅還用“唐俟”的筆名發表了《夢》《愛之神》《桃花》等三首白話詩。白話小説家魯迅與白話詩人魯迅是同時登上五四新文壇的。魯迅晚年在將那些白話詩編入《集外集》的時候説:“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舊詩——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40]在此意義上,魯迅讓方玄綽作為白話詩人在《端午節》中登場,是確認自己的白話詩人身份。但是,方玄綽在“上海的書鋪子”出版過詩集,而魯迅未曾出版過詩集。方玄綽與妻子對話時手拿《嘗試集》,而《嘗試集》正是“上海的書鋪子”(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就是説,方玄綽被暗示為《嘗試集》作者。《嘗試集》是新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廣為人知,因此它出現在《端午節》中的時候,讀者自然會將方玄綽看作《嘗試集》的讀者。但是,如果看到方玄綽身影后的胡適,那麼“方玄綽”就是在讀自己的《嘗試集》(解悶或自我欣賞)。實際上,方玄綽讀自己的白話詩集《嘗試集》這種解釋完全符合《端午節》的敍事邏輯。我們讀《端午節》的時候認為方玄綽在讀胡適的《嘗試集》,是因為胡適的《嘗試集》這個事實成了我們閲讀《端午節》的障礙。對於不瞭解胡適的《嘗試集》這個事實的讀者來説,這個障礙並不存在。

魯迅説過:“作家的取人為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説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他説自己是“一向取後一法的”[41]。此語也適合方玄綽形象的塑造——方玄綽這一形象至少有魯迅本人與胡適兩個模特兒。這樣看來,《端午節》中“他們是沒有受過新教育的”那種曖昧、不合邏輯的表述,流露出了魯迅在看待自己與胡適二人家庭生活時的隱祕心理。

魯迅創作《端午節》的時候,胡適是文化界、教育界的風雲人物,在文學、思想、學術諸領域均有建樹。其“差不多説”與《嘗試集》在《端午節》中登場是魯迅的選擇,這種選擇取決於當時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與對《嘗試集》刪改過程的參與。在這兩個問題上,魯迅通過多面人方玄綽與胡適進行了深層的對話與互動。

關於《端午節》對胡適“差不多説”的挪用,彭明偉指出:“胡適藉差不多先生來批評中國人做事馬虎、不精確的態度,但魯迅賦予了‘差不多説’更深的意義。”[42]確實如此。這“更深的意義”須結合當時魯迅的思想實際來分析。要言之,這種意義就是對國民性批判思想的深化。胡適的“差不多説”是批評中國人共有的行為方式、生活態度,而魯迅在《端午節》中則賦予“差不多説”以具體的社會內容,將其轉化為更有社會性、歷史性的“異地則皆然”(或“古今人不相遠”“性相近”)思想。在這種轉換過程中,方玄綽帶着胡適的“差不多”界説成為魯迅的代言人。1919年,魯迅在《人心很古》《“聖武”》《暴君的臣民》(均收入《熱風》)等“隨感錄”中都論及“異地則皆然”的思想。《暴君的臣民》提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43]。方玄綽表達了類似的認識——所謂“現在社會上時髦的都通行罵官僚,而學生罵得尤利害。然而官僚並不是天生的特別種族,就是平民變就的。”魯迅創作《端午節》一年半之後,1923年12月26日在講演《娜拉走後怎樣》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44]1925年3月在與徐炳昶的通信中依然説:“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説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45]《端午節》前四節中方玄綽闡述“異地則皆然”的言論有鮮明的雜文色彩,從小説藝術的角度看,這有礙於《端午節》美學風格的統一。魯迅小説的雜文化(雜感化)傾向是魯迅研究的課題之一[46],《端午節》表明,這雜文化的成因之一是小説人物為作者代言(狂人、方玄綽以及《頭髮的故事》中的N皆然)。對於擁有小説聖手、雜文聖手兩種身份的魯迅來説,小説的雜文化與雜文的小説化具有必然性。

《嘗試集》在《端午節》中登場的背景是此前魯迅參與刪減《嘗試集》。1920年3月《嘗試集》初版發行,年底胡適即開始刪減其中自己不滿意的作品,並分別徵求任叔永、陳衡哲、魯迅、周作人等人的意見。魯迅1921年1月15日寫給胡適的信就是談《嘗試集》的刪節問題[47]。魯迅建議刪除6篇,但其建議胡適並未全部接受。從魯迅的信與胡適《嘗試集·四版自序》來看,魯迅的意見涉及詩歌內容與形式兩個層面。《嘗試集》初版本中的《江上》一詩共四句,曰:“雨腳渡江來,山頭衝霧出。雨過霧亦收,江樓看落日。”魯迅主張刪除這一首,但未説明原因,按照筆者的理解,原因在於此詩形式上是傳統的五言詩,而且不合韻律、意象陳舊、內容單薄。胡適説寫此詩時“印象太深了,捨不得刪去”[48]。魯迅信中有一條意見是“《週歲》可刪;這也只是壽詩之類”[49]。這是從內容出發的,即反對“壽詩”的形式主義與套話。

“刪詩”背景的存在,意味着魯迅在《端午節》中寫及《嘗試集》是繼續一年半之前與胡適的對話,表達對白話詩的認識。這是怎樣的認識?孫伏園認為:“《嘗試集》是中國第一本白話詩集,胡適之先生所作,那時出版不久。魯迅先生所以對於《嘗試集》三致意四致意者,我想是含有提倡的意思。一方面與上面所講主人翁著白話詩稿只值三百大錢一本之事相呼應,以示方玄綽乃一愛念愛寫白話詩之人。”[50]這種解釋充滿善意,卻未必符合魯迅的本意。結合方玄綽的身份、處境、白話詩論來分析,毋寧説魯迅在《端午節》中調侃了《嘗試集》,將白話詩的價值相對化了。小説非雜文,乃寓臧否於故事,因此,分析魯迅的《嘗試集》認識須回到《端午節》之中。《嘗試集》在《端午節》中登場的情形意味深長。五月初四傍晚,方玄綽回到家中,因未領到薪水、無法還債而悶悶不樂。鬱悶之中他靈機一動,讓小廝去街上賒一瓶蓮花白。“他知道店家希圖明天多還賬,大抵是不敢不賒的,假如不賒,則明天分文不還,正是他們應得的懲罰。”接下來的描寫是:

蓮花白竟賒來了,他喝了兩杯,青白色的臉上泛了紅,吃完飯,又頗有些高興了。他點上一枝大號哈德門香煙,從桌上抓起一本《嘗試集》來,躺在牀上就要看。

這位貧困、軟弱、虛榮的方玄綽,在“卑屈”的生活狀態下讀《嘗試集》,《嘗試集》成為其消遣、解悶的工具。《嘗試集》與蓮花白、哈德門香煙一起登場,意味着白話詩與煙、酒發揮着近似的功能。1927年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中説:“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51]而此前五年的《端午節》,已經通過方玄綽這個人物間接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如果像孫伏園那樣做正面解釋,説魯迅這樣寫是提倡白話詩,認可《嘗試集》的價值,那也是一種失意前提下的、無可奈何的價值。不僅如此,在上文所引與太太的對話中,方玄綽用金錢估量白話詩——詩集空白多、字數少、稿費低,一本“只值三百大錢”。這樣,寫詩成為賺錢謀生的手段,而且這手段近於無效——“遠水解不得近火”。白話詩與白話詩人,就這樣被世俗化、庸俗化了。對於曾經寫過白話詩的魯迅來説,這種調侃也是一種自嘲。

從“差不多説”到《嘗試集》,與胡適的對話、互動,豐富了方玄綽這一形象的文化內涵,同時使《端午節》與五四時期重大的思想課題、文學課題發生了深刻關聯。

還應注意,魯迅在《端午節》中就《嘗試集》展開的潛對話,是與胡適的對話也是與錢玄同的對話。因為錢玄同曾給《嘗試集》寫序。《〈嘗試集〉序》寫於1918年1月10日,發表於同年2月《新青年》雜誌第4卷第2號,兩年後出版的《嘗試集》收錄了該序。錢玄同高度評價《嘗試集》,因此《端午節》通過調侃《嘗試集》與錢玄同建立了另一種關係。前文説過,錢玄同寫序的新標點本《儒林外史》是魯迅撰寫《中國小説史略》中《清之諷刺小説》一章的參考資料,而錢玄同是受胡適之託為《儒林外史》新標點本寫序。可見,在《端午節》中,無論是潛在的《儒林外史》還是顯在的《嘗試集》,都同時與魯迅、胡適、錢玄同三者有關。

結語:“吶喊”之後,“彷徨”之前

在中國四大傳統節日中,與讀書人直接相關的是端午節。端午節包含紀念屈原的內容,某種意義上是知識人展示節操與家國情懷的日子。魯迅歷來景仰屈原。1907年在日本寫《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説》,即將屈原納入重大歷史、文學問題的論述之中[52]。1920年秋開始講授中國小説史,《中國小説史略》第二章《神話與傳説》引證了屈原《天問》及王逸《楚辭章句》對《天問》的註解。1926年出版的小説集《彷徨》,目錄之前印着屈原《離騷》中的兩段:“朝發軔於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彷徨》無序文,就其體例、結構而言,這兩段相當於《吶喊》的“自序”。即,魯迅在《彷徨》開頭處借用《離騷》抒懷,請屈原做代言人。魯迅如此景仰屈原,屈原應當進入了其端午節感覺。這樣一來,他在端午節展示方玄綽的卑屈、平庸、軟弱,就不僅是表示諷刺,而且是用端午節強化這諷刺。在《端午節》中,方玄綽闡述其“差不多説”的時候,“又常常喜歡拉上中國將來的命運之類的問題,一不小心,便連自己也以為是一個憂國的志士:人們是每苦於沒有‘自知之明’的。”“憂國之士”一詞出現在題為“端午節”的小説中並非偶然,將其替換為“屈原”也十分恰當。從方玄綽的平庸生活與端午節崇高性的反差來看,《端午節》的諷刺不僅是表現手法層面的,而且是意義結構層面的。《端午節》確實內含着完整的“諷刺結構”——小説前四節中的方玄綽在大學講台上闡述“差不多”思想,貌似憤世嫉俗,而在現實生活中卻經常展示自己的“差不多”。他向金永生通融50元錢遭拒絕感到不快,而“去年年關”同鄉向他借十元錢他也曾推脱。他和商人金永生“差不多”。太太提議買彩票被他斥為“無教育的……”,而他本人在街上看到賣彩票的廣告也動過心。他和“無教育”的家庭主婦“差不多”。在“差不多”之中,官員、大學教師與商人、家庭主婦的差異消失了。這種諷刺手法,亦即《儒林外史》的“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

方玄綽在很大程度上是魯迅的自況,於是這種諷刺成了魯迅的自我認識與自我反省。魯迅1918年投射在《狂人日記》中的“自我”是啓蒙者,而1922年投射在《端午節》中的“自我”是“卑屈”地活在世俗生活中的弱者。《端午節》中的這個“自我”是魯迅同時也是胡適,甚至有錢玄同的影子,於是,一定程度上,方玄綽同時成為三位新文化運動元勳在五四落潮期的“變身”。這樣,魯迅通過《端午節》的創作、方玄綽形象的塑造,展開了對於新文化主體的再認識。方玄綽這種貧困、軟弱、虛榮的凡人,不可能擁有五四時期魯迅、胡適、錢玄同等人擁有的那種啓蒙的能力與熱情。1935年初,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序》第三節寫及落潮期的北京知識界,説:“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〇至二二年這三年間,倒顯着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53]寫《端午節》的魯迅與《端午節》中的方玄綽,都身處這“寂寞荒涼的古戰場”。早在1923年,茅盾就敏鋭地指出:“至於比較的隱藏的悲觀,是在《端午節》裏。‘差不多説’就是作者所以始終悲觀的根由。而且他對於‘希望’的懷疑也更深了一層。”[54]

《端午節》被收入小説集《吶喊》,但它並非“吶喊”之作,而是嘆息、呻吟之作。按照《吶喊·自序》的敍述,始於《狂人日記》的“吶喊”是止於1919年6月創作的《明天》。確實如此。不僅如此,寫於1922年年底的《吶喊·自序》,亦須結合此前半年創作的《端午節》才能得到全面理解。二者共通之處頗多。《吶喊·自序》從幼年的貧困寫起,並且確切地寫到24年前去南京讀書時母親籌備的“八元的川資”,這種敍述應當是基於《端午節》表現的那種貧困體驗。《吶喊·自序》開頭寫及的“質鋪”的櫃枱與侮蔑,在後來的《記“發薪”》中又被表述為“明明有物品去抵押,當鋪卻用這樣的勢利臉和高櫃枱”[55]。《吶喊·自序》中錢玄同作為“金心異”出現,即“方玄綽”的再現。《吶喊·自序》寫及棄醫從文的轉變時説“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這個“那時”是相對於1922年的“現時”而言的。對於1922年端午節的方玄綽來説,作為新文學象徵的白話詩廉價到不成其為謀生手段。《吶喊·自序》中的自我反省——所謂“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早已通過方玄綽這一“卑屈”形象的塑造體現出來。

就這樣,1918年開始“吶喊”的魯迅,經過1922年《端午節》的嘆息、呻吟,1926年陷於“彷徨”。所幸,這一過程並非悲劇性的,魯迅在此過程中重建了價值觀、重獲了主體性。

註釋:

[1][2][31]餘世存:《節日之書》,序言“在節日裏活出中國”,第14頁,第19—20頁,第20頁,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9年版。

[3]《頭髮的故事》,引自《魯迅全集》第1卷,第48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4][21][24][25]《魯迅全集》第15卷,第411頁,第396頁,第118頁,第175頁。

[5]《送灶日漫筆》發表於1926年2月11日《國民新報副刊》,收入《華蓋集續編》,引自《魯迅全集》第3卷,第265頁。

[6]《“多難之月”》發表於1933年5月8日《申報·自由談》,收入《偽自由書》,引自《魯迅全集》第5卷,第135頁。

[7]《過年》發表於1934年2月17日《申報·自由談》,收入《偽自由書》,引自《魯迅全集》第5卷,第463、464頁。

[8][36][42]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1922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2008年2月《魯迅研究月刊》。

[9]李長之:《魯迅批判》,第103頁,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10][38][50]孫伏園:《〈端午節〉》,《魯迅研究月刊》1994年8月號。

[11]周作人:《吶喊衍義》第73節“方玄綽”,見《魯迅小説裏的人物》,第149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2][13]見《魯迅全集》第9卷,第229、232頁,第230頁。

[14]許祖華:《魯迅小説風俗化人名的修辭意義》,收入《魯迅與越文化》,李露兒編,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年版。

[15]相關問題可參閲張榮華的論文《錢玄同的名、字、號》,原載2009年9月《近代史資料》第119輯,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錢玄同卷》,張榮華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6]魯迅:《端午節》,《魯迅全集》第1卷,第562頁。下文中出自《端午節》的引文均見《魯迅全集》第1卷第560—568頁,不再另加註釋。

[17][18][19]《魯迅全集》第9卷,第228頁,第345頁,第231頁。

[20]藤井省三:《中國現代文學和知識階級——兼談魯迅的〈端午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2年第3期;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1922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2008年2月《魯迅研究月刊》;崔琦:《從〈遊戲〉到〈端午節〉——試論魯迅翻譯與創作之間的互文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3期。

[22]參見孫瑛《魯迅在教育部》的《欠薪和借債》一節,即該書第71—74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3]王錫榮:《日記的魯迅》,第155—16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

[26]馬蹄疾:《一九二二年魯迅日記疏正》,收入《魯迅研究資料》第23輯,魯迅博物館編著,第322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版。

[27]《周作人日記(中)》,第241頁,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原文無標點,引用者標點。

[28]魯迅:《白光》。《魯迅全集》第1卷,第572、573頁。下文引自《白光》的引文見《魯迅全集》第1卷,第570—575頁,不再另注。

[29][35]《尋求別樣的人們 魯迅在南京》,徐昭武編著,第127頁,第140頁,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

[30]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第533頁。

[32]魯迅:《記“發薪”》,《魯迅全集》第3卷,第369頁。後文引自該文的引文見《魯迅全集》第3卷,第368—373頁,不再另注。

[33]《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69、170頁。

[34]華容:《魯迅編制〈泉志〉》,載《魯迅研究資料》第16輯,第18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7]成仿吾:《〈吶喊〉的評論》(作於1923年12月2日),載《使命》第179、180頁,創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

[39]參閲《吶喊衍義》的《七三 方玄綽》《七四 官兼教員》兩篇,《魯迅小説裏的人物》第149—15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0]《〈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7卷,第4頁。

[41]《〈出關〉的“關”》,收入《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全集》第6卷,第537、538頁。

[43][44]《魯迅全集》第1卷,第384頁,第169頁。

[45]《通訊》,收入《華蓋集》,《魯迅全集》第3卷,第22—23頁。

[46]參閲朱曉進《魯迅小説中的雜感化傾向》,1993年10月《魯迅研究月刊》;甘智鋼《論魯迅小説中的雜文化傾向》,《中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1期。

[47]相關問題可參閲陳平原《經典是如何形成的——周氏兄弟為胡適刪詩考》,《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4月號、5月號連載。

[48]《嘗試集·四版自序》,《嘗試集》,第6頁,“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原本選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49]《魯迅全集》第11卷,第388頁。

[51]此文收入《而已集》,引自《魯迅全集》第3卷,436頁。

[52]相關問題可參閲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第二篇《屈原和魯迅》,《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馬會芹編,第3—6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3]《魯迅全集》第6卷,第253頁。

[54]雁冰(茅盾)《讀〈吶喊〉》,原載1923年10月8日《時事新報》副刊《文學》第91期,引自《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李宗英、張夢陽編,第1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55]《魯迅全集》第3卷,第3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