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温儒敏:堅實而睿智的文學史家吳福輝
來源:“中華讀書報”微信公眾號 | 温儒敏  2021年01月18日11:21

上午接平原兄來電,得知老同學吳福輝今早在加拿大的家中過世,悲慟不已。前年春節我去他家看望,老兄身體不好,正準備賣掉北京的房子,到加拿大去和兒子過。我説這把年紀了,還折騰?他苦笑,略顯些許悲慼。我們又一起去東四吃館子,他胃口不錯,興致也高了,説以後還能回北京看看朋友。不料這就是永訣了。

吳福輝先生

現在我翻閲一些有關老吳的舊文,眼前斑駁全是他的影子。

想到1978年10月的一天,我到北大參加研究生入學的複試,在圖書館考場,第一次見到老吳。他個子魁梧,笑臉迎人,敞亮的男中音,流暢的東北話,總是把話裏的“關鍵詞”咬得很重,還不時加上“你知道嗎”來調節語氣,讓人想起中學的語文老師。老吳果真是教過中學語文的。他本是上海人,50年代父親支援東北工業建設,舉家從上海來到鋼都鞍山,從此長作“關外人”。難怪他的東北話説得如此圓韻有味。老吳的少年和青年時期主要在鞍山度過,高中畢業後沒有升學,在一所頗有名氣的中學當老師。想想看,高中畢業生教高中,而且教得出色,“官”至教導主任,真不容易。沒上過大學,居然能一步跨進北大中文系當研究生,就更不容易。所以頭一次見面,我就對這位師兄刮目相看。

197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與他們老師。前排左起樂黛雲、唐沅、王瑤、嚴家炎、孫玉石;後排左起趙園、錢理羣、吳福輝、凌宇、温儒敏、張玫珊

那是“文革”後首次招考研究生,北大的現代文學專業有600多人報考,熱鬧極了。原定招收5名,後來擴招到8名(有2名轉到當代文學)。考上的自然也就春風得意。當時老吳和錢理羣39歲,我和凌宇、趙園、陳山三十二三歲,都是“老童生”了,可是別上紅色的北大校徽(當時研究生戴的校徽和教員一樣,都是紅底白字),抬頭挺胸走在校園裏或者大街上,彷彿周圍的人都在打量自已似的,蠻自豪的。劉心武的小説《班主任》寫“文革”後人們陡然放鬆的心情,用了“春江放舟”這個詞。當時真是有那個勁。

老吳學習很投入,每天一早去食堂吃完饅頭鹹菜玉米糊,就鑽圖書館,除了吃飯睡覺,全“釘”在那裏,恨不得一天變成48小時。課不多,主要是自己看書。從哪裏着手?他和老錢把王瑤先生那部《中國新文學史稿》上的註釋引目抄錄成冊,然後順藤摸瓜,一本一本找來看,閲讀量是相當大的。還有一個地方也總能見到老吳的身影,就是舊期刊室:他翻閲過的舊刊極多。這種先“廣種博收”儘量涉獵各種文獻作品的方法,對於文學史研究(也是史學的一支)來説,是打底子,很必要。有豐富的積累,才有歷史感和分寸感,這和那種理論先行,拿個框子往裏邊填材料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後來老吳出版插圖版《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把雅俗文學打通了,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論涉的作家作品非常多,圖文並茂,歷史感撲面而來。這跟老吳讀研究生時養成注重史料的治學方式有關。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出版社30年研討會(2017),吳福輝、錢理羣、温儒敏三作者與會合影

讀研那時還沒有學分制,上課少,但有一種“小班講習”,類似西方大學的Seminar,每位同學隔一段時間就要準備一次專題讀書報告,拿到班上“開講”。大家圍繞所講內容展開討論,然後王瑤、嚴家炎等老師評講總結。記得當時吳福輝講過張天翼與沙汀。他先把學界對這些作家的既有的評論全都弄清楚了,然後從中尋找問題,展開細緻的分析。他的論説很細緻,又靈動活潑,富於才情。他好像對諷刺文學格外有興趣,好幾篇“試水”的習作都是談論諷刺的。果然後來碩士論文也是研究諷刺文學。

畢業後,他順着這條路子寫出系列論作,出版了《沙汀傳》和《帶着枷鎖的笑》。再往後,因為參與“20世紀中國小説史”的項目,他被分配做30年代,便轉向對海派及市民文學的研究,寫出《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説》《遊走雙城》等著作,被公認為這方面最具水準的代表作。老吳很長時間內對海派及市民文學情有獨鍾,可能因為他是上海出生的,十里洋場的幼年記憶常常滲透到他的筆墨之中。當然,這種趨向的“起點”則可以追溯到讀研究生期間。老吳的學問做得好,學界公認他是一位堅實而睿智的文學史家。

老吳上研究生碰到最大的困難是外語。他選讀的是日語,原先沒有半點基礎,要從頭學,都快四十的人了,記不住,也念不順溜,困難可想而知。可是不到一年,他也硬“啃”下來,過關了。不知老吳花費了多少心血。有同學説,經常都是別人還沒有起牀,老吳就在食堂的豬圈旁邊(大概比較僻靜)放聲朗讀日語了,以致老同學張永芳還專門為此寫了一首風趣的打油詩。

研究生學習生活是艱苦的,但大家好像並不太覺得,都充實而快樂。記得吳福輝的表姐從加拿大回來探親,到過29樓宿舍,一進門就慨嘆“你們日子真苦!”“兩地分居如何了得?!”可是老吳迴應説“不覺得苦,倒是快活”。

老吳每到週末就在宿舍放聲唱歌,唱的全是“老歌”,那東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聽,也煞是快活。“不覺得苦”可能和整體氣氛有關,同學關係和諧,不同系的同學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幫忙,很熟悉。

1978年吳福輝與研究生同學

中文系宿舍緊靠29樓東頭,老吳、老錢、凌宇和張國風住202,他們每天晚上熄燈後都躺在牀上侃大山,聊讀書,談人生,這也是課堂與圖書館作業的延伸吧。有時為了一個觀點他們可以吵得很“兇”。老吳的男中音有穿透力,我們在隔壁都受干擾,但是大家從來沒有真正傷過和氣。幾十年來,我們這些同學在各自領域都取得顯著成績,大家的治學理路不同,甚至還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還保持着北大29樓形成的友誼,這是最值得驕傲和珍惜的。

研究生畢業後,老吳分配到現代文學館。緊靠紫竹院的萬壽寺,破舊的院落,文學館就先借這個地方籌辦。開初只有三五個人,老吳住在寺院裏,整天忙着收集資料,開會訪談,準備開張。有時我去看他,特別是在夜晚,繁星閃爍,風聲鋭利,寺院格外寂寞,老吳卻很能靜下來,一篇一篇地做他的文章。那是籌辦文學館最忙的時期,又是他的創作高峯期。憑着學問實力,後來老吳擔任了副館長,兼任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委與副主編,是現代文學研究界最活躍的人物。文學館也搬到朝陽區新址,他有了單獨的辦公室,出門還可以派車,不過總顯不出什麼“官味”。老吳在文學館一待就是30多年,無論文學館、學會或叢刊,他都是元老,貢獻是最大的。前些年因為工作關係,我常去文學館,有時在那裏見到老吳。一條牛仔褲加一件筆挺西裝,他還是那樣爽朗瀟灑,談起學問還是那樣津津有味。

北大中文系1978屆研究生返校聚會

此時還特別想起與老吳的合作。1982年,王瑤先生接受《陝西教育》約稿,要為自學考試的考生編一本文學史,就把這任務交給錢理羣、吳福輝和我。那時我們還年輕,分工合作,很快完成並發表了。後來我們想出個單行本,做了很多修改,想超越一般文學史寫法,放手往“新”和“深”寫。稿子出來了,因為“資歷”不夠,交給北大出版社未被接納。是老吳聯絡了上海文藝出版社,此書才得以了,還挺受歡迎的。1997年我擔任北大出版社總編輯,想開拓教材,就把《三十年》從上海拿回來。我們三人在香山集中討論幾天,然後分頭修改,幾乎就是重寫。老吳承擔的任務最重,他負責小説與通俗文學部分,有很多都需要從頭研究的。後來又還有兩次修訂,老吳都花費了很多的功夫。迄今此書出版35年了,光北大版就重印54次,近150萬冊。現在案頭還赫然躺着這本書,然而老吳已瀟灑遠去,想起三人合作的那些歲月,不由得百感交集。

今日又從老同學張中那裏得知老吳不久前寫過一首詩:“八旬伊始困卡城,遍叩新冠萬户門。雪嶺松直正二度,平屋筆閒又一春。窗前狗吠車馬稀,月下兔奔星空沉。壁火如絲冬意暖,猶念舊日芳滿庭。”這是老吳的絕筆?可想他在異鄉是多麼思念舊日往事!我們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