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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詩歌:“偉大的聲音常常從心底升起”
來源:文藝報 | 霍俊明  2021年01月18日07:54
關鍵詞:詩歌

2020年是改變世界的一年,談論2020年的詩歌確實顯得有些沉重,但是我們也注意到詩歌已經成為非常時期的偉大的發光體。從國內的詩歌生態來看,新詩與舊體詩詞的並肩發展以及相互學習、融合已經展現成效,比如2020年新時代詩歌北京論壇暨全國詩詞詩歌學會座談會、第二屆中華詩詞復興研討會、《中華辭賦》的改版等都顯現出當代詩詞寫作、研究以及傳播的新空間。

詩與真:疫情時期的“詩人之教育”

“大多數作家則將許多時間消耗於種種折磨之中:想寫,卻不能寫;想寫得不同,卻無法寫的不同”,這句話出自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露易絲·格麗克在1989年的一次演講《詩人之教育》。“詩人之教育”既來自詩歌內部,又來自社會外界的激盪。在艱難重重的非常時期,詩人應該對誰説話?詩人最終該對誰負責?詩人的表達如何才能充滿效力和活力?這讓我想到當年奧登對葉芝及其時代困境的提問:“和我們自己相比,葉芝作為一名詩人在他自己生活的那個時代曾面臨過怎樣的困難?這困難和我們自己的相比起來有多少重疊之處?它們的相異之處又在哪裏?”確實,我們應該在“同時代人”和“精神共時體”的層面來看待2020年的詩歌現場。

無論是日常時刻還是非常時期,“詩與真”實則一直在考驗着每一個寫作者。在我看來,詩歌就是非常時期偉大的發光體。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世界,也同時改變了很多詩人和作家的世界觀。鹿特丹國際詩歌節《詩國際》網站自7月陸續推出《隔離時期,詩在飛行——中國詩人朗誦視頻》(六輯)。當我讀到澳大利亞詩人邁克爾·法雷爾(Michael Farrel)寫於疫情期間的詩《看見光環》和麗莎·戈頓的(Lisa Gordon)《同穿山甲一起封城》以及歐陽江河的長詩《庚子祭》、趙野120首的主題組詩《庚子雜詩》,我再一次感受到詩歌作為替代性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吉狄馬加在4月完成了一首528行的長詩《裂開的星球——獻給全人類和所有的生命》,不僅對人類災難予以精神和思想層面的剖析與反思,而且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迴應了世界命題的詩學意義,“多數人都會同意/人類還會活着,善和惡都將隨行,人與自身的/鬥爭不會停止/時間的入口沒有明顯的提示,人類你要大膽/而又加倍地小心。/是這個星球創造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這個星球?/哦,老虎!波浪起伏的鎧甲/流淌着數字的光。唯一的意志。”

在特殊時期,詩人從社會公民和良知道義的角度寫詩甚至付諸社會行動是必須受到尊重的,這也是詩人不容推卸的責任之一,當然同樣不容忽視的是評價詩歌自有其本體和內在標準,即謝默斯·希尼所説的“語言的民主”。質言之,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時期的詩人都必須接受詩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挑戰,而疫情時期或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的正是具有人類總體意識的整體性、方向性寫作。

2020年,武漢的100多位詩人率先通過詩歌表達對疫情的人性剖析、生存思考和精神觀照。伴隨着恐慌與焦慮、愛心和援助,伴隨着空前增強的民族凝聚力,幾乎是第一時間,諸多文學機構、新聞媒體、文學刊物等紛紛推出“抗疫詩歌”專輯。4月4日春寒之夜,我讀到了湖北詩人哨兵寫於全國公祭日當天的詩作《清明公祭,聞警報誌哀兼與殘荷論杜甫》。當讀到“我越老//山河就越像杜甫,每一爿敗葉/都是殘骸,每一根枯梗//都是遺骨。而公祭警報/一聲緊過一聲,一片殘荷//坐湖,就是一羣杜甫/圍着各自的暮年,遙跪//一樣的長安亂”,我的內心霎時被無形之手攫住,為之震撼並感受到了同樣的陣痛與割裂。無疑,這就是一個詩人和生活在感應、迴響中建立起來的語言事實和精神化現實,它們最終匯聚成的正是超越時空的精神共時體。

在封閉、沉悶、壓抑而又時時高揚的信念、信心和愛心的氛圍中,“我手寫我口”成為很多對生活具備敏感觸角的詩人的主動選擇,這是“詩言志”傳統的接力。在我的閲讀視野中,一部分“抗疫詩歌”從不同的角度立體化呈現了疫情時期人們的生活、精神狀態以及整個國家和醫療隊伍在抗疫過程中所凸顯出來的令人心驚不已的感人場景,“緊握時間的藥方”“我們都是沉默的親人”(查干牧仁《我們都是沉默的親人》)。

當疫情變得越來越嚴重且改變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公眾心理產生巨大波動,詩人開始正視生死存亡對人和詩歌的雙重考驗。在現實面前,詩人和詩歌往往是虛弱無力的,“——這不是詩,因為我沒有勇氣/衝下樓去面對這樣的事實”“在死神佔據的地盤上/惟有活着本身才能成就一首詩”(張執浩《這不是詩》)。在嚴峻的異常時刻,我們是應該發聲還是應該沉默?是付諸於行動還是付諸於筆端?這是任何寫作者都必須正視的“詩與真”的問題。

如果只是一哄而上、簡單粗暴的急於表達表層化的“常識”,如果只是假大空地毫無生命熱力更談不上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的“熱點寫作”“新聞寫作”,這注定是無力的、無效的甚至是得不償失的,而從長效的文學閲讀和文學評價來説,“非詩”“偽詩”“劣詩”和“淺薄的詩”“媚俗的詩”“陳詞濫調的詩”都是對詩人敲響的警鐘。詩人的責任既是語言、修辭層面的又是現實感和社會學層面的,真正的詩人會同時維護這兩個責任,“這首詩裏有憂心與恐懼/哀悼與痛哭、行動與獻身/更有祈禱和祝福——/東湖之水的碧波盪漾/武漢櫻花的如期開放//如果一首詩是一次馳援/這首詩應該快馬加鞭/但別忘了為它消一消毒/如果此刻母語感染了病毒/一首詩也會呈現新的惡果”(沈葦《如果一首詩是一次馳援》)。任何情勢下的寫作都是“詩歌之內”與“詩歌之外”同時進行、相互砥礪的過程,只有“現實”而沒有“詩”或只有“詩”而沒有“現實”,二者都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都是不完整的甚至會導致褊狹的認知和窄化的表達。尤其是當愈發複雜的疫情和同樣複雜的自媒體輿論並置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同時看到了那麼多差異巨大的資訊、故事、眼光以及人生觀、現實觀和世界觀。此時此刻,詩歌必須起到淨化心靈和説真話的作用,必須做到正本清源、向善求真,“防疫一天,剛進家門/兒子便丟下玩具,興高采烈地撲過來/被我一聲呵斥住/小傢伙愣在那兒,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去洗手間清洗出來/重新抱起他,父子倆啥也沒説//隔離汝身,潰爛吾心/愛,也是一種病毒”。(王單單《花鹿坪防疫記》)

總體來看,“抗疫詩歌”在個人與疫情、詩學和社會學的深度對話中重新激活了及物能力以及現實精神。需要糾正和強調的是詩人的社會行動和詩歌的內在祕密並不是衝突、違和的,恰恰在很多重要詩人那裏,這二者是時時共振、彼此激活的。詩歌的起點是個體感受、生命體驗和真實情感,詩歌往往是從身邊的熟悉之物開始的,進而輻射到更廣的精神視域,而這需要詩人的襟懷和眼界,這最終達成的正是詩人之“真”和詩歌之“真”,也即所謂的“詩性正義”。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的詩《除夕》就是如此精神趨向的文本,一個看起來與往年無異的儀式卻因為加入了關鍵詞“武漢”而跨越了個人經驗,使得每個人都能夠在這個詞語的照徹下獲得感人至深的人性關懷以及跨越時空限囿的精神勢能,“敬鍋莊之前/父親照例在門口/用杜鵑枝葉/燃起一堆火/開始驅邪/煙霧隨他口誦的詞/在古老木屋繚繞/不同的是/今年,這個普米老人/還唸到了武漢/這一小小的變化/讓我一下愣在那兒/忍不住熱淚盈眶”。

“當代杜甫”:聚焦現實的傳統、熱度與反思

2020年是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脱貧攻堅的關鍵之年,是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即將實現的意義重大的一年,也是中國人民共克時艱、取得防疫勝利的一年。在此語境下,關注社會焦點、處理現實題材的詩歌大量湧現,尤其是“抗疫詩歌”“扶貧詩歌”“新工業詩歌”“新時代詩歌”成為寫作熱潮。中國詩歌網先後推出近60個專輯的數百位詩人關於“抗疫”和“扶貧”的詩作以及相關的深度訪談,其中王單單結合了“抗疫”“扶貧”雙重視域的主題組詩《花鹿坪手記》受到業界廣泛認可並將正式結集出版,“更為厚重、集中、強烈,更能給人一種知性的啓迪與情感的衝擊。毫無疑問,這部詩集不只表明王單單詩歌創作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對當下詩壇而言,也有着不容忽視的建設性意義”(吳思敬《花鹿坪手記·序》)。

2020年4月6日,BBC播放了時長58分鐘的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在人類和時代的嚴峻時刻,我們總會想到那些偉大的詩人以及穿越時空而來的偉大詩歌的回聲。杜甫幾乎從未處於他那個時代詩歌的中心,但是他卻成就了最偉大的詩歌傳統和精神共時體,由此他成為我們的“同時代人”。正如馮至所説:“杜甫的詩歌不僅屬於他自己的時代,也同樣屬於我們的時代。”杜甫凸顯了詩歌的傳記學和社會歷史背景的特殊意義,而這又是通過“日常景象”和“現實書寫”來完成的,杜甫式的“詩事”“詩史”“詩傳”的“現實”傳統正在當下發生着越來越深入的影響。杜甫已經成為漢語的化身以及中國詩人精神的原鄉,成為貫通每一個人的“絕對呼吸”。尤其在2020年,向杜甫致敬的詩歌和文論也越來越多,正如雷平陽所説:“杜甫的意義不在於他寫出了詩歌裏的悲苦,在於他一直寄身在生活與詩歌的現場,他的寫作剜肉泣血,呈現了生命漸漸耗盡的過程。比之於我們那些蒼白的偽道士、用假嗓子高歌的詩人,他是我最敬仰的詩人。”《揚子江詩刊》的“詩學圓桌”分兩期推出了王家新、雷平陽、張執浩、沈浩波和霍俊明的3萬多字的長篇對話《“我們的杜甫”:同時代人與“藝術的幽靈”》,從文學中的晚年與晚期風格、同時代人與精神共時體、史傳傳統與無邊的現實主義、世界文學和跨文化語境中的杜甫正典以及涵括萬象的終極詩人等五個方面深入探討了杜甫的當代意義。師力斌的專著《杜甫與新詩》則從傳統與當代對話的角度對新詩創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批評和整體反思。實際上,杜甫的詩歌寫作也拓展了當代人對詩歌、現實和時代的多元理解,“現實主義”寫作永遠是開放的。當代詩人“發現”杜甫是精神交互和寫作求證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也充滿了各種立場和文化的博弈。

從傳統與當代對話的維度,韓作榮的遺著《天生我材:李白傳》以及美國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傳》的出版更具代表性。韓作榮不只從“詩人”的角度立體呈現了李白的詩歌特質和精神世界,而且真切地予以了作為個體的“人”的還原。哈金也強調“我們談到李白時,應該記住有三個李白:歷史真實的李白、詩人自我創造的李白,以及歷史文化想象所製造的李白。”韓作榮從寬泛意義上將李白理解為“浪漫主義詩人”的刻板印象持審慎和疑問的態度,在最大化的空間通過詩、人、事、史這四者立體化的對話實踐還原了一個儘可能真實而複雜的李白。李白確切無疑地屬於這樣的“終極詩人”,而從“理想讀者”的角度來看,韓作榮的這本《天生我材:李白傳》也具有面向“未來讀者”的質素和可能性。

平心而論,抗疫、扶貧、新工業、新時代等聚焦社會熱點的詩歌是很難寫好的,甚至隨着人們閲讀水平的提升,大眾對詩歌的審美期待也越來越高。其中不乏優秀的直抵現實、直擊靈魂的作品,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大量的同質化的表淺文本,它們既沒有揭示出深層的現實,也沒有發現現場中撼人心魄的細節和場景,而只是侷限於新聞報道式的浮誇讚美。詩人必須時刻提醒自己,詩歌的“個人功能”“社會功能”與“內在功能”尤其是語言功能應該是同時抵達的。詩人既是“現實公民”又是“時間公民”和“語言公民”,詩歌是詩學和社會學的融合體,是時代啓示錄和詩學編年史的共生,因此並不存在純粹封閉意義上的“純詩”或“現實主義的詩”。現實必須內化於語言和詩性。王單單在談到創作《花鹿坪手記》時所説的話可以作為一種參照:“我寫花鹿坪扶貧系列詩歌,是因為我已經在這個地方工作了兩年,我不是去體驗生活,而那就是我的生活本身,許多素材早已爛熟於胸,某種程度上説,是這個主題在呼喚我的寫作,而不是我要為了完成這個主題去寫作,二者區別很大,關乎心靈的活躍與抒寫的自由。”我們需要的是建立於個體主體性和真實感受力基礎上的“靈魂的激盪”和時間之詩、命運之詩,當然也需要震撼人心的現實之詩、社會之詩。詩歌從時間序列上構成了一個人的語言編年史和總體意義上的時代啓示錄,評價一個時期的詩歌還必須放置在“當代”和“同時代人”的歷史化的認知裝置之中。如果一個時代的詩人沒有對顯豁的時代命題以及現實鉅變做出及時、有力和有效的精神呼應和美學發現,很難想象這個時代的詩歌是什麼樣的發展狀態。這不僅是現實正義和社會良知,而且是詩性正義、語言擔當和修辭的求真意志,“詩人尊重語言的民主,並以他們聲音的音高或他們題材的普通性來顯示他們隨時會支持那些懷疑詩歌擁有任何特殊地位的人,事實是,詩歌有其自身的現實,無論詩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於社會、道德、政治和歷史現實的矯正壓力,最終都要忠實於藝術活動的要求和承諾。”(謝默斯·希尼《舌頭的管轄》)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強調嚴峻時刻到來的時候詩人必須是見證者,當然具備與社會對話的及物能力還不夠,一個偉大的詩人還必須具備將個人經驗、即時性見聞和社會現實轉化為歷史經驗的特殊能力,亦即一個詩人應該能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神奇的想象並使歷史復活。

“世界詩歌”:跨文化語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隨着近年來國內外的各種國際詩歌節、詩歌活動以及譯介渠道的多樣化,加之各種社會文化想象的參與以及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國詩人較之以往獲得了更多的“世界視野”和“發言機會”,比如聶魯達基金會詩歌雜誌《筆記本》“中國當代詩歌”專刊出版,夏威夷大學出版的Mānoa國際文學雜誌連續譯介幾十位漢語詩人作品,甚至詩歌還被提升到民族寓言、種族觸角和語種文化的層面。在一定程度上譯介的選擇性、差異性、不對等以及意識形態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在跨文化、跨語際的背景下,“世界文學”“世界詩歌”還涵括了“漢語性”“中國性”“民族主義”“東方主義”“第三世界寫作”等問題。與此同時,詩歌的國際化視野也助長了一些假想中心主義的全球化寫作幻覺。跨文化、跨語際的詩歌交流實際上並不是對等和平衡的,而是“差異性對話”,往往會產生失重的狀態。

世界文學和世界詩歌在2020年成為高頻詞,同時這也是伴隨着“焦慮”的對話過程,“但是我們又特着急成為世界的一部分,有一個概念叫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就像比較文學一樣,世界文學也是一個學科,專門指的是被翻譯的文學,所有不被翻譯的文學都不屬於世界文學的範疇。”(西川《“她讓一個普通人,變成不可被替代的存在”》)尤其是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詩人露易絲·格麗克,加之其詩集中文譯本《月光的合金》《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已經在2016年出版,所以西川、歐陽江河、王家新、臧棣、麥芒、李元勝、倪湛舸、胡桑、金雯等詩人和翻譯家以空前的熱情談論“世界詩歌”“翻譯”的變化及可能性。通過BBC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我們可以印證杜甫在長期的海外傳播中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在“世界文學”視野和跨文化語境下,杜甫的譯介、傳播和接受越來越呈現了“正典”的意義。詩歌的現代性、本土傳統資源、“世界詩歌”以及“未來讀者”的討論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此外,第六屆中國詩歌節等活動都聚焦於全球化時代的詩歌傳播和譯介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題。正如伽達默爾所説:“屬於世界文學的作品,儘管它們所講述的世界完全是另一個陌生的世界,它依然還是意味深長的。同樣,一部文學譯著的存在也證明,在這部作品裏所表現的東西始終是而且對於一切人都具有真理性和有效性。”(《真理與方法》)

為推動詩歌的向外傳播,中國詩歌網與美國同道出版社(Pathsharers Books)合作“漢詩英譯”欄目,已累積翻譯800多首詩作,中國詩歌網微信公眾號和美國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網站每天同步發送。此外,中國詩歌網還與國際期刊Translating China合作“譯典”欄目,在中國詩歌網和翻譯先鋒號同步推介中國古典詩詞經典作品以及當代詩詞優秀作品。“譯介的現代性”或“轉譯的現代性”一直是百年中國新詩的必備話題,而詩歌譯介確實對新詩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北島、西川、王家新、黃燦然、傅浩、張曙光、汪劍釗、田原、高興、樹才、陳黎、李笠、李以亮、桑克、楊子、程一身、伊沙、馬永波、晴朗李寒、遠洋、歐陽昱、周瓚、王敖、胡續冬、范曄、周公度、周偉馳、雷武鈴、王嘎、楊鐵軍、陳太勝、倪志娟、舒丹丹、袁永蘋、薛舟、範靜譁、張文武、宇舒、趙四、胡桑、包慧怡、連晗生、王東東、秦三澍等為代表的“詩人翻譯家”使得詩歌譯介取得不小成績。以“國際詩壇”(《詩刊》欄目)、20世紀世界詩歌譯叢、詩苑譯林、新陸詩叢、巴別塔詩典、藍色東歐、沉默的經典、果麥、雅歌譯叢、雅眾文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典詩歌文庫、磨鐵詩歌譯叢、俄爾甫斯詩譯叢、詩想者、小眾書坊、“詩歌與人”、天星詩庫、鏡中叢書、當代譯叢、詩苑譯林、浦睿文化、桂冠文叢等為代表的詩歌翻譯工程拓展了詩歌譯介的語種、區域。對於2020年來説,《新譯外國詩人20家》、《世界抒情詩選:灰燼的光芒》、詩苑譯林(7種)、《克羅地亞現當代詩歌選集》、《一百萬億首詩》、《瑪麗安·摩爾詩全集》、《詩人與詩歌》、《俄國現代派詩選》、《當你起航前往伊薩卡:卡瓦菲斯詩集》、《遷徙:默温自選詩集》、《船在海上,馬在山中:洛爾迦詩集》、《艾米莉·勃朗特詩全集》、《靈光集:蘭波詩歌集註》、《無形之手:扎加耶夫斯基詩集》、《歐美四家詩選:里爾克、魏爾侖、愛默生、狄金森》、《弗羅斯特作品集》、《失羣之鳥:泰戈爾詩集》、《這才是布考斯基:布考斯基精選詩集》、《大地上的居所》、《眾多未來:喬麗·格雷厄姆詩集》、《賈雷爾詩選》、《佩尼希膠捲:西爾泰什詩集》、《月照靜夜——艾利安·尼·朱利安奈詩選》、詩歌翻譯雜誌《光年》(第三輯)等都值得關注,其中有些重要詩人系首次在中國譯介,這也印證了世界文學進入了一個“多點中心”的時代(沈葦)。

新的增長點:技術傳媒、詩教及少數民族寫作

技術和媒介對詩歌的參與是有目共睹的,詩歌這架永動機是開放的也是更新迭代的。儘管鮑德里亞指認機器人只是一個“純粹的小玩意領域”,不管你是否接受詩歌與媒體的互動以及生態新變,但是擬像、代碼語言、物化社會以及奇點時代已經到來。顯然,具有驚奇效果的科技自動化和人工智能邏輯正在改變人與環境、人與人以及人與機器之間的固有關係,甚至技術已然成為新世界的主導精神和宏大敍事。中國詩歌網與騰訊會議主辦的“雲時代:詩人與媒介生態”的直播活動在線觀看人數超過23萬,可見線上傳播的影響力。

“潛在文學工場”(Oulipo)創始人之一的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在1961年有一個轟動性的“百萬億首詩”的實驗,即10首十四行詩通過組合數學而生產出所有可能的文本總和,而百萬億首詩需要讀者在每天24小時不間斷閲讀的情況下耗費長達兩億年的時間。《一百萬億首詩》的中譯文直至2020年1月才正式出版。算法寫作成為熱點,當寫詩機器人“小冰”“小封”出現並先後推出各自詩集以及“谷臻小簡”已經初步具備了“評論家”的能力,很多詩人和評論家為此感到了不安、惶惑甚至憤懣。伴隨着技術和人工智能的變化而產生的“機器人讀詩”“機器人寫詩”以及“機器人評詩”,我們看到了一條越來越清晰的自動化技術的“生產線”和擬態技術以及強化中的工具理性。顯然,傳統的或精英化的“純文學”“純詩”層面的評判標準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些“類文本”的複雜程度,人工智能寫作是一種極其特殊的生產邏輯和符號邏輯。既然機器也是由人制造出來的,那麼機器和人的寫作最終面對的就不單是機器屬性,而是人類的精神屬性和存在的終極命題。隨着新媒體和自媒體技術的廣泛參與,詩歌越來越突出了即時性、視覺化和影音化的特徵。詩歌的傳播途徑以及傳播的廣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也使得媒介化和電子化的詩歌傳播與出版成為必然。

從更寬泛的“詩教”層面來看,現代詩的閲讀和評價一直是未能有效解決的問題,因而關於現代詩歌如何閲讀、解讀和評價也被推上日程,被《紐約時報》譽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詩歌評論家之一”斯蒂芬妮·伯特的《別去讀詩》(袁永蘋譯)從感覺、角色、形式、難度、智慧和共同體等六個層面深入討論如何有效閲讀現代詩歌,也打破了人們對詩歌的慣見。美國普利策詩歌獎與國家圖書獎得主瑪麗·奧利弗的《詩歌手冊:詩歌閲讀與創作指南》(倪志娟譯)則更具指導性和操作性,從聲音、意象、詩行、節奏、技巧、形式、自由體詩、措辭、語調、語態等角度出發揭示了詩歌創作的祕密。雷格的《詩歌的祕密花園:20世紀偉大詩人名作細讀》則從詩歌的抒情、現代性、形式、語言、意象、經驗、諷喻、元詩等入手細讀了經典名篇。在媒體、技術以及各種閲讀需求的激勵下,詩歌的出版和傳播的渠道以及方式不斷拓展。

2020年是“青春詩會”創辦40年,所以在福建霞浦召開的第36屆青春詩會具有格外的意義。而《詩探索》創刊40週年紀念叢書的出版則全面展示了這一詩歌理論刊物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中國詩歌建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國好詩”第六季、“雲南‘60後’詩人叢書”、“詩人散文”第二輯、“中國桂冠詩叢”、“詩想者”系列、“詩詞名家講”系列叢書、“橡皮詩叢”、“芒鞋”叢書、“白鯨文叢”、“隱匿的漢語之光·中國當代詩人研究集”、《東北亞》詩叢、“我們”的詩叢書、新世紀詩典,《那些寫詩的80後》《中國90後、00後詩選》以及《現代性的追尋:論1919年以來的中國新詩》《風前大樹:彭燕郊誕辰百年紀念集》《彭燕郊陳耀球往來書信集》《第三説·二十週年專號》《微觀中國民間詩刊2020》《湍流2019-2020年合卷》《四川民間詩刊檔案1979—2019》《高車:昌耀詩歌圖典》《于堅説Ⅰ 為什麼是詩,而不是沒有》《五萬言》《修燈》《鮮花寺》《白鷺在冰面上站着》《茶神在山上》《長嘯與短歌》《百年新詩1917—2017》《俄羅斯現代詩歌二十四講》《我生來從未見過靜物》《從催眠的世界中不斷醒來:當代詩的限度及可能》《新詩十二名家》《詩從細讀開始》《中國新詩的視覺傳播研究》等作品,從詩歌創作、批評研究、史料、詩歌史敍事、訪談、隨筆以及“詩人散文”等方面綜合展示了當下詩歌場域。

少數民族詩歌在2020年尤為引人注目。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詩歌獎授予了《無數燈火選中的夜》(馮娜)、《西北辭》(馬佔祥)、《春夜,誰在呼喚》(滿全)、《桑多鎮》(扎西才讓)、《逆風歌》(張遠倫),“70後”和“80後”已經成為少數民族詩人羣體的中堅力量,他們的詩歌打破了人們慣常意義上對少數民族詩歌的印象,呈現出更為開闊和獨特的生命意識、存在景觀以及新時代視域下新的生活狀態和地方文化景深。但有些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寫作者,他們的寫作有時過於侷限於“自然景觀”“地方生態”“民族文化”的外抽象化表述,喪失了基本的生命體驗和想象力,而優秀的詩人總會在客觀對應物那裏找到與心象、命運以及生命意志力的對應。

近年來,在讀詩的過程中我越來越看重的是一個詩人的精神生活和智性能力,也堅信“詩”和“人”是不可二分的。顯然,任何時代需要的都是“詩人中的詩人”的誕生。這類詩人往往是自我拔河、自我角力、自我較勁。這首先需要詩人去除外界對詩人評價的幻覺以及詩人對自我認知的膨脹意識,這類詩人儘管已經在寫作上形成了明顯的個人風格甚至帶有顯豁的時代特徵,並且也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認可,但是他們對此卻並不滿足。他們並不滿意於寫出一般意義上的“好詩”,而是要寫出具有“重要性”的終極文本,這也是對其寫作慣性和語言經驗的不滿。吉狄馬加的《遲到的輓歌——獻給我的父親吉狄·佐卓·伍合略且》是一首關於“父親”的輓歌,是永恆和重生的原型象徵的浩嘆,也是一個家族英雄的史詩。這首詩再一次回到了詩歌寫作的起點和源頭,即彝族人的生死觀念、族裔信仰、屬地性格、精神圖譜、地方性知識以及整體性層面對人的本質問題的終極對話和思想盤詰。這首長詩無論是在詩歌結構、語言成色,還是在家族敍事、歷史想象力、經驗以及超驗的深度上都具有不言自明的精神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