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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平凡的世界》:多重辯證法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嶽雯  2021年01月13日08:44

原標題:《平凡的世界》的多重辯證法

摘要:伴隨着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塑 造了個人歷經苦難,自我教育、自我成長的範式。這一範式契合了 1990年代以來中國發展的核心理念,並有效地鼓舞了青年。本文嘗試 從進城、勞動和個人化三個層面解讀這部小説。與《人生》相比,路 遙把孫少平的“進城”衝動從具體的時代環境中抽離出來了,將“進 城”等同於“闖蕩世界”,賦予其浪漫化的光環。站在新舊世界交叉 地帶的孫少平,既渴望流動的自由,又依戀國家體制所賦予的安穩。同時,勞動被濃墨重彩地描寫,並獲得了象徵意義,勞動是一個人戰 勝自我的過程。勞動與精神的互相證成,關聯着自我意識的生成。由此,《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標本”:一個時代通行的互相牴牾的價值觀念都在小説中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跡。

關鍵詞:路遙 《平凡的世界》 進城 勞動 個人化

在一個時代所攜帶的觀念行將耗盡其能量之時,承載了這一時代精神的作品反而會浮出水面,再次籲請人們的注意。在我看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就是 這麼一部作品。它伴隨着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而誕生,塑造了個人歷經苦難, 自我教育、自我成長的範式。這一範式契合了1990年代以來中國發展的核心理 念,並有效地鼓舞了青年,特別是處在社會底層的青年,從這個意義上説《平凡 的世界》被稱作“勵志讀物”。然而,當個人主義的燈火逐漸黯淡之時,《平凡的世界》再次回到了人們的視野,引起了文學界的多方討論。人們在如何理解這 部小説上產生了各種分歧,到底應該將它視作社會主義傳統在1980年代的慣性運 行,還是認為它開啓了改革開放時代的話語空間。這一討論似乎不應當簡單被視為對於一部文學作品的重燃熱情,也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再勘探或“再解讀”。我們沿着一部文學作品的腳印回到一個時代的開端,是在個人主義陷入危機之際,重新發現“斷裂”的內在關聯,也是重新尋找未來的可能性。

一、進城與返鄉

討論《平凡的世界》,“進城”意義重大。事實上,這也是塑造了當代中國整體面貌的歷史性事件。對於個人來説,進城意味着擺脱土地對人的束縛,意 味着視野的轉換,意味着流動性的增強,同時也意味着身份的改變。從社會層面看,隨着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改革的開啓,中國進入現代化的快車道,城市對於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快速增長,造成了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這一歷史進程也成 為作家書寫的着力點。

事實上,在《平凡的世界》以前,路遙就以《人生》中的“進城—返鄉”敍 事引起強烈反響。不妨重温這一敍事。在《人生》中,高加林必須要進城這一勢 能是由危機情境造成的。大隊書記明樓將民辦教師的職位從高加林手中奪過來,換成了自己的兒子,給高加林一家帶來了難以言喻的打擊。這一危機形構了小説 敍事的動力,也成為高加林進城的起點。

那麼,何以如此呢?這要從高加林的身份談起。在《人生》的時代,對一個受過高中教育的知識青年而言,鄉村還沒有做好吸納知識以及知識青年的準備。農民們按着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方式勞作。是否接受過教育並不構成差異。由此,民辦教師這一職業就成為不同體制之間的縫隙。一方面,它允許知識青年 以傳承知識的方式謀生,知識成為門檻。同時還使青年們避免遭遇繁重的勞作。就像高加林説的:“農民啊,他們那全部偉大的艱辛他都一清二楚!” 1 承認勞 動的偉大是教育的結果,而“艱辛”則是他的親身體驗。兩者疊加起來,共同構 成了高加林對於農民的認知。所以,他讀書的目的就是逃離農民的命運。另一方 面,民辦教師這一職業又是農民與國家體制之間的橋樑。通過考試,民辦教師可以轉為國家教師,是當時農村除了參軍、考學以外的進入體制的路徑。因而,民辦教師的這一屬性決定了它必然是稀缺資源。這也是為什麼高加林被剝奪了民辦教師的崗位這一事件給高家帶來了毀滅性打擊。

這一挫折讓高加林產生了強烈的報復情緒。他立志要比高明樓他們強,比他們更有出息。可是,怎麼才能勝過高明樓這樣一個鄉村裏的強人的事實呢?只 有離開高家村這一條路。這背後隱藏着城鄉二元結構中城市處於優先地位。只要進入城市這一有利“地形”,就意味着進入了現代空間,無論個人能力高低,都可以跟鄉村裏的強人比個高下。反之,在高加林看來,成為農民,就意味着處處被人瞧不起。《人生》創作於1981年,其時,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還沒有開始。路遙已經意識到,從最基本的生存層面考量,農村勞動力,特別是像高加林這樣受過基本教育的勞動力,需要通過進城獲得物質上的保障和精神上的自由。否則,無論是對於高加林個人還是高家整個家庭來説,“往後的日子肯定不好過”。今天,有論者從資本的角度看待進城,認為為了滿足資本對大量廉價勞 動力的需求,農民是無差別地被驅趕到城市大工業中的。這一論斷脱離了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的慾望和精神,顯得凌空虛蹈了。

如果説,在《人生》中,高加林主要是為了生存以及擺脱被歧視而進城, 到了《平凡的世界》中,路遙對孫少平進城的理由進行了“改寫”。像高加林一樣,孫少平在結束了三年的民辦教師生涯後,回到雙水村當了農民。對於成為農民,孫少平不像高加林那樣表現出強烈的憤慨情緒,但他也確實渴望掙脱農村。他的理由又是什麼呢?首先,和高加林一樣,他們因為在外求學,感受到了更廣闊世界的召喚。“他老是感覺遠方有一種東西在向他召喚。他在不間斷地做着遠行的夢。” 2 待在農村,成為農民,就和廣大的自由自在的精神世界隔絕。他認為肉體上的熬苦將使他的精神變得麻痹。其次,他認為農村大家庭限制了他,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甚至感慨説:“農村的家庭也是一 部複雜的機器啊!”

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時間,是在1986—1987年。此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改革中基本完成,生產效率得到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也得到增長,城鄉之間的差距也在逐漸縮小。3 在小説的時間線中,孫少安的燒磚窯已經開工。一種蒸騰着熱氣的生活正在徐徐展開。對於孫少平來 説,經濟因素已經不構成他進城的主要因素了。精神因素開始佔據這個小知識分子的頭腦。路遙將之歸結為少年意氣、青春衝動。他特地用了一段抒情性的 話語來替孫少平辯護。

經過不斷的內心鬥爭,孫少平已經下決心離開雙水村,到外面去闖蕩世界。有人會覺得,這後生似乎過於輕率和荒唐:農村的生活已經開始變 得這樣有希望,他們家的事業也正在發端之際,而且看來前景輝煌,他為什麼要去不屬於自己的世界自尋生路?那個陌生的天地會給他帶來多少好 處?這恐怕只有天知道!

但是,寬容的讀者不要責怪他吧!不論在任何時代,只有年輕的血液 才會如此沸騰和激盪。每一個人都不同程度有過自己的少年意氣,有過自己青春的夢想和衝動。不妨讓他去吧,對於像他這樣的青年,這行為未必就是輕舉妄動! 4

在這裏,路遙把孫少平的“進城”衝動從具體的時代環境中抽離出來了,抹掉了城市和鄉村的意識形態內涵。將“進城”等同於“闖蕩世界”,顯然是賦予 其浪漫化的光環。這是一次有意味的改寫。表面上,《平凡的世界》召喚了青年 進城的熱情,以至於被視為青年人的“聖經”。同時,小説又與改革意識形態暗中契合,為城市化的進程準備了大量勞動力。《平凡的世界》強勁的歷史能量正 在於此。

對於孫少平來説,想法固然是浪漫的,但生活卻是堅硬的。孫少平在進城之前就非常清楚,除了到工頭承包的各種建築工地上做小工,他別無選擇。教育同樣不能在他進城過程中為其賦能。除此之外,路遙還敏鋭地意識到了孫少平的“進城”對於農村意味着什麼。從農村本位出發,孫少安不能接受孫少平“闖蕩世界”的想法,稱之為“到外面去逛”。在他看來,農村勞動力缺 乏,且農村收入正在不斷提高,從經濟上考量,“進城”並不合算。孫少平也 清楚,一旦他出走,就意味着父親和哥哥的負擔更重。但無論如何,他一定要走。站在城市化進程已然改變中國社會面貌的當下,我們或許很容易後見之明地將孫少平的執意出走視為一個時代的先行者,但是,這無法解釋,當時當地城市的吸引力究竟何在?

答案還要從孫少平的“進城”經驗中去尋找。如孫少平所預期的,進了城 的他也只能到工地上做個小工,而且是以低於市場價格出賣勞動力才能獲得一席之地。在得到曹書記一家的肯定後,孫少平意外獲得了在陽溝落户的機會。陽溝也是農村,只不過與雙水村相比,更靠近城市邊上,在城市化過程中有可能率先被納入城市的軌道。孫少平毫不猶豫就答應了,並視為難得的機遇,即使分不了地,即使家裏人的户口轉不過來也沒關係。孫少平意識到曹書記此舉意在讓他當上門女婿嗎?小説為了保護孫少平的正面形象,試圖讓我們認為孫少平對此是一無所知的。這時候的孫少平,未免過分天真了。即使我們相信路遙所述為真,讀 到此處也有些許的不適,顯然,落户這件事與“闖蕩世界”的少年意氣之間仍然發生了微妙的錯位。有經驗的讀者大約在此處會猶疑,孫少平真的只是想在廣闊世界裏闖一闖嗎?他為什麼如此在意落户與紮根?在這一點上,路遙已然觸及了此後微弱而長期的“放開户籍限制,變農民為市民”的呼聲。不過,在小説中, 這一“落户”的情節只是鋪墊,要到銅城礦務局招收二十來名農村户口的煤礦工人之時,“落户”的意義才能顯現出來。當曹書記因為孫少平落的是空頭户口, 擔心市上和地區的勞動部門找麻煩時,孫少平則胸有成竹地想到了田曉霞可以出 面給他想辦法。

這一情節再次與《人生》中高加林通過特權進城形成了對照。在《人生》 中,高加林固然有通過二爸的關係進城的主觀願望,但客觀上他是在馬佔勝的運作下進的城。路遙對於農村青年通過特權關係進城是持批判態度的。敍事者與小説人物之間隔着相當的距離。但是,到了《平凡的世界》的時候,孫少平非常篤 定地要求田曉霞去想辦法,並告訴她這是唯一可以走進公家門的途徑。此時,敍 事者與小説人物之間是同一的。敍事者完全肯定且認同孫少平的行為。事實上, 這也是《人生》與《平凡的世界》在文學界評價差異明顯的部分原因。從形式上講,敍事者與人物保持距離,一般被認為是更為高級的敍事形態。再者,《人生》對於現實有批判性,而《平凡的世界》則不僅完全認同了現實,而且還浪漫化地裝飾了現實。

不同於高加林的進城終究以返鄉而結束,孫少平的故事終止於煤礦。在仲平好意提出通過他的父親給銅城礦務局局長寫信把少平從大牙灣煤礦調到省城來工作時,孫少平拒絕了。為什麼進城的敍事沒有被複制而是停留在某一處呢?路遙向我們解釋説,那是因為少平與煤礦有了難以割捨的感情。如果我們還記得,就在遷户口之際,少平也曾經流露出對於鄉村難捨的依戀之情。顯然,完全用感 情來解釋恐怕是不夠的。一種可能的理解是,孫少平成長為一個成熟的人。他對 於人生價值的判斷不再依賴於身處怎樣的環境,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有人據此 將他想象為一個有着選擇自由的強大主體,認為“這種儘管模糊、無法具體賦形卻又真真切切的對‘其他選擇’的想象、遠見和不放棄,總能夠在此後歷史展開中為後人提供打開‘理性’、‘自我’、‘發展’、‘市場’、‘現代’等合理化限制的可能。這難道不是20世紀中國文學最值得人去珍重的品質?正是秉持着對人生的不竭思索,對未來的特殊想象,當改革開放初見成效,利益共同體初步形成,其他人都安於甚至急於‘對號入座’在其中尋獲一份‘歸屬感’之時,孫少平在不斷放棄固定自我的流動狀態中成就了一個豐富的主體” 5 。也有人認 為,當孫少平以為自己成為勞動主體的時候,他不過是成為了廉價勞動力。“雙水村的後代們,將被‘看不見的手’驅趕到礦井中,生產出‘帶血的煤’。” 6在我看來,另外一種解讀方式是,孫少平在體制內有了安身之地。他的闖蕩世界的雄心就熄滅了。他更願意以一種按部就班的方式獲得人生的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説,站在新舊世界交叉地帶的孫少平,既渴望流動的自由,又依戀國家體制所賦予的安穩。這意味着,在一個高流動性即將來臨的時代,孫少平孜孜以求的是勞動的穩定性。這一悖論性關係構成了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很難簡單地用一種 解讀方式覆蓋另外一種。這大約就是《平凡的世界》的迷人之處。看似單純的情 節,卻容納了不同的解讀,可以投射不同讀者的不同經驗。隔着三十年的時光距 離,重讀這部小説,我們大約會猜測孫少平將要經歷怎樣的命運。煤礦可能會被關閉,他將再次成為四處流動的個人。當讀者將目光聚焦在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的生活時,往往會忽略,在進城的敍事中,還有一個人,那就是王滿銀。在小説 中,王滿銀並非一個正面的形象。他總是在外面閒逛,其行動範圍遠遠超出雙水村的諸人,足跡甚至遠至上海、深圳。他的閒逛,並不以追求財富為目的。除了 偶爾倒賣小商品維持生計以外,他始終一無所有地處於流動狀態。顯然,不同於孫少平的正面塑造,小説中的人物與敍事者都對其持否定判斷,甚至輕蔑地稱之 為“逛鬼”。這是因為,王滿銀的閒逛,是以蘭花的沉重勞動為代價的。這是基於鄉村本位,從勞動力的角度所做出的判斷。如果拋開各種道德化的評判不談, 王滿銀這一人物形象或許與本雅明所説的無所事事的閒逛者有幾分神似。但是, 改革時代的意識形態無法接納這一過於現代的意識。小説安排王滿銀在某一刻 “幡然醒悟”,指認閒逛的生活“荒唐而愚蠢”,回到家鄉,重新成為鄉村的一分子。這是另一種“進城—返鄉”的敍事,但也意味着,對於路遙而言,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尚未到來。

二、勞動與尊嚴

在路遙看來,一個人只有誠實勞動,才能保證其在“進城敍事”中處於合法地位。像王滿銀這樣無所事事的閒逛者,註定是無法在城市擁有一席之地的。事 實上,對於《平凡的世界》而言,勞動都是無法繞開的巨大價值物。甚至於,路遙的作家形象也是建築在勞動之上。這在當代中國作家中確實是罕見的。

在著名的創作談《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路遙塑造了一個以勞動倫理為最高 倫理的自我形象。

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悦於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 的交代。如果為微小的收穫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種無價值的表現。最渺小的作家常關注着成績和榮耀,最偉大的作家常沉浸於創造和勞動。勞動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標。人類史和文學史表明,偉大勞動和創造精神既是 產生一些生活和藝術的斷章殘句,也是至為寶貴的。

勞動,這是作家義無反顧的唯一選擇。

這是典型的路遙式的敍述方式。歷史、人生、生活、藝術、勞動、創造...... 這些詞語在修辭的意義上具有同一性,是可以互換位置而不影響意思的表達。但如果細細品味,又似乎會發現,勞動與其他詞語之間,有着微妙的扞格。儘管勞動確實分為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然而,當我們提到“勞動”一詞時,想到的多為體力勞動,而將作家的創作歸為創造一類。路遙打通了這一區隔,將作家的創造與農民的春種夏耘並論。事實上,路遙也是從體力勞動這一角度談論他為《平 凡的世界》所付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的。讀書、查閲報紙,在生活中奔波,乃至於寫作過程中生活的艱苦,以及漫長的抄寫過程......在對於自己寫作過程事無鉅細的敍述中,創造的神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勞動者艱苦而有尊嚴的勞動。

在歷經千難萬險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創作時,路遙再次以莊稼人的勞動為 喻談論寫作:

再一次想起了父親,想起了父親和莊稼人的勞動。從早到晚,從春到 冬,從生到死,每一次將種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顆糧食收回,都是一絲不苟,無怨無悔,兢兢業業,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實的勞動完成自己的生命過程。

我在稿紙上的勞動和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本質上是一致的。由此,這勞動就是平凡的勞動,而不應該有什麼了不起的感覺。由此,你寫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員,而不是高人一等。

奇異的是,經過換喻的修辭,勞動兼具了平凡與神聖兩種性質,並從日常 生活中抽象出來,具有了精神的維度。我們不禁要追問,這樣的轉換是怎麼發生的?在《平凡的世界》中,勞動又發揮着怎樣的作用?

一般而言,對於勞動的價值判斷往往來自鄉村倫理。具體地説,由於鄉村勞動的個體性、直觀化,是否會勞動,是鄉村衡量一個人能力大小的重要標準。在《人生》中,敍事者與小説人物的距離,某種程度上也來自小説人物對於勞動 的態度。一開始,路遙就借高玉德老兩口之口,指出高加林“不習慣勞動”。一 個農家子弟,竟然不習慣勞動,可見家庭對其溺愛。但是,失去了民辦教師一職 的高加林也不能不勞動,他十分清楚,他的不勞動,已經讓全村人側目。“莊稼人嘛,不出山勞動,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 7 可他是怎樣“表演”勞動的呢?他穿上最破爛的衣服,在腰裏束了一根草繩,把自己“化裝”成了農民。他 以這種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憤怒,以及內心深處對於勞動的鄙視。他以過度勞動的姿態與真正的勞動劃清界限。他視勞動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向德順 老漢解釋他如此這般的原因——“德順爺爺,我一開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嚐個遍,以後就什麼苦活也不怕了。你不要管我,就讓我這樣幹吧。再説,我現在思想上 麻亂得很,勞動苦一點,皮肉疼一點,我就把這些不痛快事都忘了......手爛叫它 爛吧!” 8 由此可見,高加林一開始就沒有像莊稼人一樣長遠地打算在土地上投入他的勞力。他以戲劇化的形式向村莊人展示自己的意志品質,同時又以這種方式跟恆久的日常勞動劃清界限。到了《平凡的世界》,孫少平雖然不像高加林這般以情緒化的方式表達對勞動的抗議,但也遵循了相似的邏輯,將體力勞動與精神世界對立起來,認為過於沉重的體力勞動壓抑了精神自由。可見,在鄉村,勞動與精神是分離的,是互相獨立的領域。

有意味的是,儘管在鄉村生活中的勞動如此煩難沉重,但並沒有在小説中獲得同等程度的描寫。只有當小説裏的人物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困惑的時候,勞動才成為他們的“避難所”。儘管路遙承認勞動對於鄉村有着特殊重要的意義,是倫理式的存在,但是,鄉村裏的勞動卻是“看不見的”,更無法被指認。我們得以認識勞動在人身上留下的深深印記,要到孫少平進城以後。勞動被濃墨重彩地描寫,並獲得了象徵意義——勞動是一個人戰勝自我的過程。這是一個有意味的現象。

每當揹着石塊爬坡的時候,他的意識就處於半麻痹狀態。沉重的石頭幾乎要把他擠壓到土地裏去。汗水像小溪一樣在臉上縱橫漫流,而他卻騰 不出手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醃得火辣辣地疼,一路上只能半睜半閉。兩條打顫的腿如同篩糠,隨時都有倒下的危險。這時候,世界上什麼東西都 不存在了,思維只集中在一點上:向前走,把石頭背到箍窯的地方——那 裏對他來説,每一次都幾乎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偉大目標!

三天下來,他的脊背就被壓爛了。他無法目睹自己脊背上的慘狀,只感到像帶刺的葛針條刷過一般。兩隻手隨即也腫脹起來,肉皮被石頭磨得 像一層透明的紙,連毛細血管都能看得見。這樣的手放在新石碴兒上,就像放在刀刃上! 9

在路遙的筆下,勞動不再成為勞動本身,勞動甚至也不僅僅是塑造自我的 方式,這樣艱苦的勞動根本就是偉大的獻祭,而祭品就是一個人的身體。這不禁讓人想起,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時,路遙也是像孫少平這樣,以身體為代價, 不顧一切地投入艱苦的勞動。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裏描述了自己工作的狀 態。他將寫作的地方稱為黑暗的“牢房”,為了寫作,他完全放棄了常人的生 活,過度勞累,而且因為忙於寫作常常飢餓。我們於是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説創作是一座熊熊燃燒的火爐,那麼,身體就是薪柴。從這個意義上説,《平凡的世界》之所以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一個隱而不彰的原因是,它的誕生是以作者,特別是作者身體的損毀為原料的。路遙是這樣描述寫作所帶來的身體的崩潰——“身體軟弱得像一攤泥。最痛苦的是每吸進一口氣都特別艱難,要動員身體全部殘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時去門房取報或在院子曬太陽就鼾聲如雷地睡了過去。坐在沙發上一邊喝水一邊打盹,臉被水杯碰開一道血口子。”10 在路遙的自述中,我們依稀能看到孫少平的影子。這意味着,在路遙的邏輯裏,不是勞動的成果而是勞動的代價決定了勞動的價 值。這不禁令今天的讀者想起鄭小瓊曾經在詩歌裏描述過的流水線上的斷指。可以説,《平凡的世界》構成了此後一系列工廠與身體的敍述的開端。只不過,當鄭小瓊們憤怒地批判城市與工廠如怪獸吞噬身體,而路遙驕傲地視傷痕為勳章。所以,小説勢必以孫少平的受傷結束。容貌被毀了,一道永遠不能消失的疤痕,既是高強度勞動的見證,也是強者的榮譽勳章。

在路遙看來,自虐式的勞動帶來主體的充實,賦予一個人凜然不可侵犯的 尊嚴。細究起來,這其實是窮人才有的捍衞自身的方式。當一個人一無所有的時候,他只能通過勞動來確認自身的力量,以超限度的出賣勞動的方式來獲得別人的尊重。這似乎印證了蔡翔所説的勞動所具有的強大的解放力量。但是,正如黃子平提醒我們的,為勞動賦予崇高價值的往往不是勞動者,而是知識分子。“勞 動價值單獨地提出來形成了一種‘單維’或者説是‘單向度’。”“尊嚴不可能是單向度的、單維地由勞動價值來確定。”11 這也是孫少平打動讀者的地方—— 他帶着累累傷口在燭光下聚精會神地看書的情景幾乎令所有《平凡的世界》的讀者難以忘懷。勞動與精神追求重合起來,共同為孫少平賦予了神聖的光暈。他不同於那些同居一室的攬工漢,勞動之於他更像是儒家傳統裏所説的人格修煉;他也不同於只會誇誇其談的知識分子,勞動使他深植於社會現實中,並獲得了令田曉霞等仰望的力量感。無論是勞動還是精神追求,都關聯着自我的發展,成為個 人化的選擇。

三、沒有個體主義的個體化

從根本上説,《平凡的世界》講述的是個人的故事——個人如何在中國邁向市場經濟的時刻,以強盛的慾望與勇氣,參與了社會性流動,並實現了階層的躍遷。這個在小説開頭一貧如洗的家庭,經過艱苦的奮鬥,到了小説的結尾,已經部分地擺脱了貧困。孫少安所經營的磚廠欣欣向榮,像這樣的鄉鎮企業將在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孫少平成為煤礦工人;蘭香成為一名大學生,新的充滿希望的生活正在向他們展開。從這個意義上説,路遙與他的精神導師柳青恰恰描繪的是截然不同的場景:後者描繪的是集體如何改變了農村的生活面貌與人們的精神面貌,而前者表現的是個人如何從集體中掙脱出來,尋找新的出路。

簡而言之,《平凡的世界》的意義正在於描繪了“奮鬥個體”(triving individual)的形象。所謂奮鬥個體,即有着強大的內驅力,對於個人發展有着長 遠的規劃和打算,能不屈不撓地執行這一計劃和打算的個人。孫少安和孫少平的 魅力正來源於此。他們有強烈的意願要改善個人的生活,希望能按自己的想法過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的人生。路遙把這種對個人選擇的熱望和承擔的勇氣描寫 得充滿了激情和力量。兄弟倆始終對於美好遠景抱有樂觀的期待。這一朝向未來的理想主義精神也鼓舞了讀者。烏爾裏希·貝克是這樣描述個體化的,“現代生活正在把我們所能想到的一切:上帝、自然、真理、科學、技術、道德、愛、婚姻,都轉變成‘不 確定的自由’。所有形而上學和超驗的東西,一切必然性和確定性,正在被藝術性(artistry)所取代”12 。個人化的要害在於,身份不再是給定的東西,相反,個人要通過行動來確立自主性與合法性,來承擔責任。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意外地通過拉磚掙了一筆錢,同時也發現了磚瓦的稀缺 性,於是把目光投向了燒磚窯。小説是這樣描寫他的心理活動的,“他當時打算回來給大隊領導建議開辦個磚瓦廠......現在既然集體分成了一家一户,人就更自由了,為什麼自己不能辦呢?沒力量辦大點的磚廠,開一個燒磚窯看來還是可以的——像他們家,男女好幾個勞動力,侍候一個燒磚窯也誤不了種莊稼!”在傳統生活裏,社會對於個人往往有着嚴明的規則,比如,限制流動等,在小説所描寫的這一個時間節點,舊的規則逐漸失效了,人們獲 得了自己做決定的權利。因此,在孫少安拿定主意後去徵求父親的意見,父親只是讓他自己做主。同樣地,孫少平離家進城打工的決定雖然不被家人所 完全理解,但也獲得了自我決定的自由。

問題在於,自己做出選擇,同時也意味着自己要獨自承擔選擇失敗所帶來的 巨大風險。如人們所想象的,在經歷了成為“冒尖户”的巨大喜悦之後,孫少安的磚燒砸了,一時間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孫少安轉眼陷入了破產的境地,甚至無力支付銀行的貸款和傭工的工資,幾乎陷入絕境。小説進行至此,路遙有一番議論:

對於一個平凡的農民來説,要在大時代的變革浪潮中奮然躍起,那是極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來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間。像孫少安這樣一些後 來被光榮地奉為“農民企業家”的人,在他們事業的初創階段是非常脆弱 的。一個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們處於垮台的境地;而那種使他們破產 的“偶然性”卻是慣常的現象。因為中國和他們個人都是在一條鋪滿荊棘 的新路上摸索着前行,碰個鼻青眼腫幾乎不可避免。

這就是人們面對的現實。

而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在這條路上跌倒後,爬起來繼續走下去? 當然,我們毫不懷疑整個社會將奮然前行! 13

在路遙看來,自主的人生轉眼變成破裂的人生,並不源於社會保障機制的不足或脱落,即貝克所説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安全網的消失殆盡”。相反,他將個人的經歷提喻為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認為在個人經歷困苦的時候,中國同樣在摸索一條全新的艱難的道路。經由這樣的話語轉換,個人生活的意義超越了個體本身,從而具有了普遍性和神聖性,實現了民族國家與個人的同構。或許是 為了安慰與激勵尚處在個人化轉型過程中的讀者,路遙最終讓孫家兄妹以極大的 意志力從困境中崛起,克服了風險,獲得了個人的成功。像個人那樣去選擇,去行動,同時,承受選擇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個人承擔個人的失敗,已經成為當下 不言自明的共同意識。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種觀念的源頭追溯到這裏。

説到個體化,人們很容易想到孤零零的、單打獨鬥的個人形象,卻往往忽略了個體的身份仍然是由個體與集體的關係決定的。事實上,這也是《平凡的世 界》的題中之義。在個人獲得一定的自主性之後,如何與集體重新建立關聯,是路遙思考的問題。

當孫少安通過經營磚窯場改善個人生活的時候,也是雙水村的另外一些人們陷入貧困的時刻。事實上,這也是個體化進程的必然結果,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平等進一步顯現。對於孫少安來説,個體化並不意味着與既往的社會關係 的全面斷裂。恰恰相反,長期以來的共同勞動和生活使他對鄉鄰的生活感同身 受。“作為同村鄰舍,怎能自己鍋裏有肉,而心平氣靜地看着周圍的人吞糠咽 菜?”“這種樸素的鄉親意識,使少安內心升騰起某種莊嚴的責任感來。他突然想:我能不能擴大我的磚場?把現有的制磚機賣掉,買一台大型的,再多開幾個 燒磚窯,不是就需要更多的勞力嗎?”14 在路遙的敍述中,孫少安自然而然地將個人的事業發展與他人的生活緊密聯繫起來,他感到了對於他人的強烈責任。發展與平等的問題以這種方式攜手並進。這是路遙站在1980年代對於未來的樂觀想象。然而,根據人類學家在廣東某村莊所做的田野調查可知,像孫少安這樣的鄉鎮企業家大多不會僱用鄉鄰,以解決同村人的生活問題。在他們看來,外鄉勞動力更為廉價,也更方便管理。就現實而言,金錢的原則恐怕更為實際。對於普通村民來説,“他們對先富裕起來的農民,如老闆,依據血緣、地緣上的傳統倫 理關係寄予某些希望,卻不能得到滿足。於是,他們也終究不得不認可,老闆們 ‘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按照資本增值本身的規律要求辦事’,有其道理。這種針對經濟差別的自我心態調適,在通常狀態下有一定作用,但又有其限 度,輕則責怪老闆們不夠照顧‘叔伯兄兄弟’,重則批評其‘為富不仁’‘沒 人味’”15 。從這個角度上説,孫少安的行為更像是某種理想,而現實則更接近田海民的情形。事實上,就是在小説裏,孫少安的善意也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當他因為失誤陷入破產的境地時,鄉鄰們並沒有善待這位鄉村英雄—— “僅僅一夜之間,許多人就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孫少安了。實際證明,這個幾年來喧天吼地的人物,看來也不過如此罷了!”16 這也與我們今天關於個人的想象一致——一位站在眾人之外的孤零零的英雄。在孫少安身上,我們或許能發現期間隱藏着的梁生寶的印跡,然而,這位並無太多個人主義想法的個人,終究還是走出了人羣。

當孫少安為了他的磚廠殫精竭慮的時候,孫少平在煤礦將自己重新嵌入集體之中。我以為,路遙特意安排這位內心孤傲的個人在集體中錘鍊與成長。在危險的勞動環境中,人與人更能構成休慼與共的情感共同體。如梁生寶一樣,孫少平 成了這個小小集體的領頭人。有意味的是,儘管孫少平能設身處地地替他的年輕 工友們着想,並贏得了他們的信任,甚至,在關鍵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救助別人 犧牲自己,然而,我們卻很少看到孫少平與他的小小共同體之間的精神交流。他更願意一個人閉着眼睛躺在蚊帳中聽一會兒音樂。“因為是集體宿舍,蚊帳有一 種房中之房的感覺;呆在裏邊,就是自己一個人的獨立天地。”17 這意味着,盡 管個人的崛起是小説着力表現的對象,但是,在價值、信仰與自我認同領域,轉型時期的個人仍然無可避免地在個體與共同體之間徘徊。

《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標本”:一個時代通行的不同的甚而互相牴牾的價值觀念都在小説中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跡。站在時代的轉折路口,路遙一方面將流動性、個人化視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方向,贊成個體從社會性制約中脱嵌;另一方面,對於抽離出來的個人,路遙又尋求個人的“重新嵌入”。路遙所描繪的這一路徑,已經成為我們理解當下中國現實的重要通道。

註釋:

1 7 8 路遙:《人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9、16、65頁。

2 4 9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01、502、

519頁。

3 “根據農業經濟專家的研究,1978—1985年城鄉收入的差距是縮小的,從1985年起擴大。1989年到1991年農民收入增長基本停滯,城鄉收入差距又恢復到1978年以前的情況。”參見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67頁。

5 金理:《在時代衝突和困頓深處:回望孫少平》,《文學評論》2012年第5期。

6 黃平:《從“勞動”到“奮鬥”:勵志型讀法,改革文學與〈平凡的世界〉》,《文 藝爭鳴》2010年第3期。

10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頁。

11 黃子平:《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文藝爭鳴》2019年第11期。

12 [德]烏爾裏希·貝克、伊麗莎白·貝克-格恩斯海姆:《個體化》,李榮山、範譞、 張惠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13 14 16 17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982、 875、985、1112頁。

15 譚同學:《雙面人:轉型鄉村中的人生、慾望與社會心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版,第229頁。